第三百七十九章 西安事變之餘波（1/2）

偉人的身影遠去，歷史積滿厚厚的塵埃，卻不曾被掩埋，西安事變之於中國，之於整個中華民族，都有著不可估量且深遠的影響。

西安事變所達成的如下內容的六點協議，（1）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2）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3）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4）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參加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5）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6）其它具體的救國辦法。

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為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並為這一民族的目標，各黨派走到一起，期間，雖偶有摩擦，卻不離這個基調。

歷史的腳步早已遠去，華清池畔的槍聲，消失在時光的長河，千秋功罪，自有後人評說，無非是見仁見智罷了，誰又能還原歷史的真實面目呢？

中國國民黨方面的評價，西安事變，是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被全國人民譴責的情況下，受中共唆使和蠱惑，進而不滿「先剿共、再抗日」的基本國策。

於一九三六年年底在西安發動兵變，挾持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蔣中正，提出停止剿共、改組政府、出兵抗日等八項主張。

西安事變使得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聯共抗日，導致政府的抗日準備被迫中斷，全面抗日提前爆發，另一方面使中共起死回生，獲得喘息機會，釀成抗戰勝利後的全面叛亂。

中國共產黨方面的評價，由於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最終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國內和平，促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發動了全民的抗日戰爭，並堅持八年直至勝利。

而中共領導人之一，時任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周恩來，對張學良的評價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張學良自我評價，在事變之後幾十年間，張學良一直堅持：「作為一個軍人，我是應該被槍斃；但是依我的良心，我沒有做錯！任何一個中國人，在的當時的情況之下，都會那樣做的，只不過是由我張學良做了。」

至於張學良為何甘冒風險，親自送蔣委員長回南京，一直眾說紛紜，據張學良自己說：「領袖就是一個泥菩薩，如今我已經把他扳倒了，我要親自把他扶起來，如果他有靈，我拿頭給他叩。」他如是說，也確如此做了，用後半生的自由，盡一個人臣的風骨。

宋美齡對張學良的評價非常正面，她公開稱張學良的西安事變，「漢卿不要地盤，也不要錢，他要犧牲。」基於對自己的丈夫蔣中正的了解，以宋美齡和張學良的私交程度，她完全可以理解張學良當時的心態。

是為公，非為一己之私利，所以，在以後的歲月里，蔣夫人全力保護張學良不受到傷害，美國駐華公使傑豪斯在一本回憶錄裡面，記載著宋美齡對蔣介石說：「你如果對那個小傢伙（指張學良）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就離開台灣，把你做的那些事全都公布出去。」

宋家與張學良一直相交甚密，國民黨中央對張學良的審判，導致了宋家的極大不滿，宋子文曾多次寫信給蔣介石為張學良爭辯平反，並當面願以身家性命擔保，甚至願辭去所兼各職，換取張漢卿的人身自由。

而當事人蔣委員長，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評價是：「漢卿糊塗！」僅此四字而矣，卻道盡蔣氏，對這位拜把子兄弟的複雜心情，似惋惜，似恨鐵不成鋼，似長兄對不懂事的幼弟的責備，正所謂，一切盡在一言中。

民國名人胡適的評價是：「中國形成一個領袖不容易，如果蔣中正出現不幸，中國將倒退二十年，」並明確定性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是「國家民族之罪人」，「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了，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而一些熟知蔣委員長的人評價，蔣委員長對日態度並非姑息求和，實在是中日國力懸殊的緣故，而蔣介石首先想做的事情，是消滅中共和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統一長城以南的中國地區，而後，傾舉國之力，與日本人周旋。

抗戰固然非打不可，可是它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號開打，卻是西安事變的直接後果，並且不排除在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沒有迅速形成的情況下，日軍沒有感受到切實的威脅，不侵略中原地區，轉而直接北上蘇聯的可能性。

眾說紛紜，褒貶不一，西安事變確實發生了，確實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千秋功罪，只能任由後人評說。

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陝西商洛，西北剿總左路軍指揮部，蔣委員長的飛機，飛過商洛上空時，左路軍總指揮劉峙，神色緊張的對唐秋離說：「委員長飛機臨空，要求親自和唐副總司令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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