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上) 115賢首相暢談新五年 弘武帝心系弱勢省（2/2）

「是，陛下。」心知聖意難挽的陳邦彥只好繞開了軍事，直接向女皇報告起了最後一個大項來：「陛下，有道是民以食為天，農不興則國不穩。因此，這最後一個項目就是農業。朝廷在之前五年為了讓中原的農人早日回復生產，減免了不少地區在農業上的稅賦。此外為鼓勵百姓開墾荒地，朝廷亦出台了不少相應的優惠政策。如果光是如此朝廷在農業上的財政支出相比其他三項來說並不算多。但此次河南的公社事件，使朝廷認識到了目前公社制度的不少弊端。農林部在參照了北方諸省合作制的經驗後，決定對中原其他省份的公社進行一定的整改。為此朝廷在未來的五年需另支一筆費用以幫助公社轉型。」

「嗯，此事朕也已經知曉了。關於試行合作制，內閣可以與香江銀行、揚子銀行一起商討建立相應的信用社向需要幫助的百姓提供幫助。但要切記一切聽隨百姓自願，不可強行貸款。」孫露想了一下意味深長的囑咐道。事實上，當得知內閣打算推行入股合作來對現行的公社進行改良之後，孫露起先是覺得此舉優點頗多。但稍後她便又開始跟著擔憂起來。畢竟在實際操作中，有時政策的剛性規定往往比「優勝劣敗」的市場競爭更容易加劇土地的兼併。而在歷史上那些吞併大量土地豪強十有**也不是通過市場競爭達到的。但保持現有的狀態亦不是長久之計。於是報著「與其裹足不前，不如摸著石頭過河」的孫露最終還是答應了內閣的建議。當然前提是女皇已經作好了最壞的打算。

其實陳邦彥等人又何嘗不知女皇心中所慮。可既然決定了對公社制度進行改進，那就得要承擔由此帶來的風險。因而財政預算中的很大一部分內容就是為了日後善後做準備的。一邊是弱肉強食的市場，另一邊是處於弱勢的百姓。此刻的中華帝國正在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另一方面則由國家抑強扶弱的過程中艱難地尋找平衡點。這可是一個比任何戰役都要殘酷，都要激烈的，看不見的戰場。作為這場隱形戰役的指揮官，陳邦彥深深地覺得自己肩膀上的擔子沉得令人喘不過氣。可當他看見女皇那堅定的目光，再想到即將到來的第二個五年，他的心中不禁跟著泛起了一股熊熊鬥志。卻見這個五十多歲的老者像一個即將上沙場的將軍一般，一個抱拳斬釘截鐵的說道：「陛下放心，老臣定會竭盡全力為我朝百姓謀取福利。」

「嗯，朕也相信陳首相一定能帶領內閣諸大臣能完成好此項任務。」孫露深深地點了點頭道：「諸位愛卿，未來的五年無論對朕，還是對在座的每一位來說面前都擺放這一個兇險的沙場。朕希望諸位能一起攜手打下一場漂亮的戰役！」

「遵命陛下，臣等定當不負陛下厚望！」在場的眾大臣齊身起立行禮道。

面對眾臣齊聲應和，女皇的臉上露出了久違的寬慰的笑容。這些日子以來無論是內閣還是她本人都經歷了不少事件。雖然心知這樣的朝堂爭鬥是不可能完全禁止的，但孫露打內心深處還是希望大臣們能將各自的精力擺放在國事之上。好在，新一屆的內閣已然塵埃落定。為了未來五年的財政預算和新法規的通過國會審議，內閣的大臣們儼然又站到了統一戰線上。於是孫露緊接著便又向陳邦彥詢問了另一個與國會密切相關的問題道：「陳首相，就這四項來說，朝廷未來五年又將負擔沉重的財政支出。相信內閣應該也據此估算好了未來五年內各省賦稅的上供份額吧。」

「是的，陛下。臣等已根據新定的財政預算，制定了各省相應的上供份額。但具體內容得要等到國會召開後便可提交國會審議後才能夠確定。」陳邦彥謹慎地報告道。

原來中原大地自有國家出現後，直到唐代前期，財政基本上集中在中央。地方經費從指定的收入項目中按規定額數列支。唐代元和年間，為改變藩鎮任意截留財政收入的狀況，地方徵收的賦稅分為：上供（即地方解繳中央部分）、送使（即地方解繳諸道節度使，以充中央在各道的支出）、留州（即留給本州自用部分）三部分。唐代後期至五代十國為地方割據時期，各自為政，財權分散。此時，幽州（北京）處於軍閥的輪番統治之中，財政獨立。北宋年間，為加強中央集權，強化了中央財政，廢除了「上供、送使、留州」之法。後至南宋，又時而恢復，時而廢除，並不一致。元代是實行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元朝，中央有大都宣課提舉司、大都酒課提舉司、京畿都漕運使等，地方有大都路都總管府所設主管田賦、搖役、工商稅課的管理機構。明代財政，初為高度集中的體制，後隨著經濟發展，在財政上逐漸恢復唐代的「上供、送使、留州」的三級體制。明朝，全國賦稅由戶部管理，順天府設有都課司、宣課司、稅課司、稅課分司等賦稅管理機構。

在這方面，疆域廣闊的中華帝國依舊還是選擇了採用唐朝的分稅體制，將國家財政分為上供、送省、留府三個級別。當然，誡於唐末藩鎮割據時期，各地方軍閥各自為政、財權分散的前車之鑑。中華帝國的稅法由國會審定，再由內閣則依據國會審定的結果而制定相應的政令， 府縣則根據朝廷下發的政令制訂地方條例。此外地區間的經濟發展總會有不平衡與差異。因而中華帝國並沒有將上供、送省、留府三部分作為國家財力的決定性分配，而是將其作為國家稅收在各級政府間的初始分配。由此還設立了歲賜、專款、庫支等項目作為朝廷均橫各級官府的最終財力使用權與行政的手段。

理論上雖是如此，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這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上供、送省、留府三項之間的比例，關係到了各個府縣衙門的日常政務與財政收入，更與當地縉紳財閥的納稅額度有著密切的關係。由於牽涉廣泛，國會對朝廷財政預算的重視程度遠高於首相的人選問題。因而內閣要像組新內閣那樣，在通過朝廷財政預算的問題上，與國會做到相至如賓、風平浪靜可就頗為困難了。

對於這一點，孫露並不為內閣擔憂什麼。歷來政府都是博弈中的天然強勢體，並根據其意志和需要支配博弈過程的走向。因此就算擁有國會這個平台處於弱勢的民眾也很難就此占據優勢。更何況國會本身還會受大財閥大縉紳之類勢力的左右。一想到這兒，孫露便不無擔憂地開口囑咐道：「朕希望諸位卿家在關注國家整體規劃的同時，也要注意對民生的傾聽。赴京的國會議員來自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代表著地方上百姓的民意。特別是那些偏遠的省份，不能因為那裡的議員不善宣傳，朝廷就忽視這些聲音。否則國會將失去其應有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