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三章（2/2）

容庚先生收藏的青銅器中，最負盛名的，是一件錯金工藝的最早期實物——春秋中期晉國大夫欒書所鑄的「欒書缶」。（現藏北京歷史博物館）。錯金銅器，以兵器居多，而銘文字數較少。「欒書缶」不僅是銅器所書的上乘，而且缶之器銘蓋銘中共有48字之多。故容老對此器絕為珍愛。

廣州博物館展出的一把二千多年前的越王劍出土於陝西，劍格左右側皆以鳥蟲書體鑄刻「王戉」二字，兩面共八字，劍色為水銀古，時至如今，依然鋒利，削鐵如泥。劍脊含銅量較多，韌性好，不易折斷；刃部含錫高，硬度強，可見其性能優異，鍛造技術優良，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

展出的越王劍 容庚舊藏

說起這把劍的收藏過程，還有一段頗為傳奇的故事。1931年，容庚先生在北京式古齋初得此劍，開始時誤將「王戉」理解為《史記·秦始皇本紀》中記載的「卿王戉」，因此沒有予以重視，把此劍轉賣給了另外一位銅器收藏家於省吾。後來容庚先生在閱讀《周漢遺寶》一書時，發現「戉王矛」，即刻反應過來，「王戉」二字應為「戉王」，該劍是為「越王劍」，價值頗豐，為該劍的轉手深感可惜。後來又發現一個新的契機，容庚先生偶然得到了師旂鼎，而此鼎的收藏價值同樣十分巨大。於省吾聽聞後，對此鼎非常感興趣，希望容庚先生可以割愛轉讓。藉此機會二人幾經商議，才最終達成以師旂鼎換越王劍。越王劍至此才回到容庚先生的手中。

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在《容庚與中國青銅器學》中說：「從1928年先生收藏昜兒鼎起到1949年在嶺南獲『十年陳侯午敦』止，中歷20餘載」。這一期間，他「不但從傳世品中剔除出許多偽器，還從大批『疑』『偽』的器物中，挽救了不少有價值的文物資料，使他們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貌。」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蔣志華指出，1947年容庚先生攜全家南歸廣東。途中青銅器被撞損約十分之三。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仍藏有150餘件青銅器，包括現藏國家博物館、錯金工藝的最早實物欒書缶等，此外還有一批青銅銘文拓片。他依託對青銅器銘文等原始材料的精研而寫出的中國當時最完備的金文字典《金文編》，至今仍是文字研究者的必讀經典。

展出的青銅器

從文物銘文到青銅器文物專題展

廣州博物館館長李民涌在接受廣州日報採訪時表示，展覽從策劃到推出長達一年多。最初的設想是以青銅器銘文為切入點，擴展到其他材質器物的銘文，展現館藏銘文文物的風貌。但隨著展覽籌備的不斷推進，發現僅銅器已經足夠撐起一個有分量的大展，於是捨棄了其他材質的器物，專攻銅器。

李民涌說，青銅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嶺南地區來說，是個相對比較薄弱的領域。此次展覽也是希望大家能夠一睹本地文博機構青銅器的收藏水平。廣博的相關收藏在本地來說是較為種類齊全、時間跨度長的，此次展覽展出的文物就從先秦延續到清代，很多是首次展出的。比如曾大保盆、越王劍等，都非常珍貴。

此次展覽的第二部分「鏡中乾坤 托物寄情」選取伏獸鈕「大樂未央」銘蟠龍紋鏡、菱形「湖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素銅鏡、中國銘七乳瑞獸紋鏡等漢至明清時期有銘銅鏡，通過解讀不同歷史時期的銅鏡銘文，帶領觀眾感悟蘊含在其中的社會思想、宗教信仰、生活態度和審美情趣等等。

第三部分「朱白之間 印下眾生」甄選漢至明清時期具有代表性的、不同材質的官印如「廣州番禺縣丞司朱記」印、周君時六面銅印等，和刻有館齋、鑑藏、閒文、吉語、花押等私人印，從帶有豐富史料信息和使用者個人信息的銘文中，窺見古代社會信用、官制禮儀與人際交往等習俗。

第四部分「方圓興衰 古泉吉語」特選秦半兩銅錢、漢五銖錢、唐開元通寶等秦漢以來歷朝歷代的流通貨幣，部分體現書法之美的漢莽貨泉銅錢、兩宋御書錢，以及飽含美好祝願的清「順風大吉」花銅錢、清五子登科佩錢等壓勝錢，從這些小小方圓之間領悟朝代興衰、百姓民生。

此外，此次展覽也是對「銘文」知識的一次普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字字珠璣——廣州博物館藏有銘銅器展」是廣州博物館與非國有博物館——廣東大觀博物館合作辦展的首次嘗試。展覽中還能看到許多其他歷史時期珍貴銅器，「周君時六面銅印」1955年於廣州中山醫學院出土，六面印文分別為：「周承公」「周君時」「臣承公」「周承公白事」」「周承公白牋」「白記」。除「臣承公」外，其餘各面銘文都有邊框。廣博專家介紹，印文按內容分為兩大類：一類與印主人有關，包括姓名、字表、家族地望、職官身份等，一類為文書用語，如「白記」「白牋」「白事」等，反映了當時的文書格式和封緘制度。「白記」是漢朝時下級對上級陳述意見的奏記；「白牋」用在敘事的書信中；「白事」印于姓名後面，專用於書簡往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