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9章 三國殺（1/2）

當時皖軍還是很強的，又都集中於直隸一帶，兵力調動上比直系軍隊四下散亂有巨大優勢。

當直軍前鋒抵涿州後，段祺瑞自任「定國軍」總司令，徐樹錚為副總司令兼參謀長，段芝貴為前敵總指揮，兵分兩路：皖軍西路以段芝貴為司令，轄第十五師劉詢、邊防軍第一師曲同豐、第3師陳文運所部，自涿州攻占高碑店，兵力約四萬人；皖軍東路軍以徐樹錚為司令，兵力為邊防第2師、陸軍第9、第13師，及三個混成旅，約六萬人。

直軍也分兩路對抗：西路總指揮為吳佩孚，後路總指揮為王承斌，東路總指揮為曹鍈，兵力為第3師及曹鉸、王承斌、蕭耀南、彭壽莘等混成旅，約四萬餘人。

相較之下，直軍以四萬對十萬，從數量上較占劣勢。不過直軍都是百戰精兵，都是在與南軍交火的前線血雨腥風裡闖出來的，實戰能力要遠比皖系的強。特別是吳佩孚的第三師向來是征南的主力人選，軍心士氣戰鬥力在北洋都是冠絕，曹錕就是靠著他的這股生力軍才能在直皖系中間騎牆的。

而皖系都是各省駐防軍臨時抽調的，本身跨省作戰就有諸多不便，與南方作戰時更是都縮在後面想撿現成便宜。戰爭的弦一繃緊，心裡上就先怯了。更別說新建的邊防軍三師四旅，純粹是數量上嚇人，新兵蛋子們都未見過血，這樣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而且最要命的是將也無戰心，包括作為統帥的段祺瑞在內。

北洋軍閥看似團體眾多，但追溯不過兩代便大多同宗，一些彼此是同學、同鄉甚至鄰居，他們之間很多人的分歧並非不可調和，他們之間你中有我。如直皖戰爭中皖系參戰一師即為馮國璋原來帶往京畿的衛隊，所以在抵前線前即宣告中立，而「邊防軍」中不少官兵與直軍將士「非姻即故，相率表示不戰」，「謂如欲該軍作戰，除非將軍官另換一班」。

段軍第一路將領曲同豐誓師時，也不知道為何而戰，困於無詞可措，僅對兵士說：「這次戰爭，名義上是說不出來的。不過我們不打過去，人家就打過來。」又對官佐說：「這回的打仗，是我們受過軍校軍事教育者，同那些沒有受過學校軍事教育者的戰爭。」以此來給皖軍將士打氣。

段祺瑞也在戰爭中行仁義。比較兩軍戰鬥力，皖軍有航空軍及重炮隊，直軍沒有，且無射擊飛機之高炮，皖軍明顯居於優勢。但段祺瑞不忍嚴令航空隊施擲炸-彈，並令重炮隊「非至萬不得已之時，不准施放重炮」。

這個仗還怎麼打！

所以後來尚其亨分析皖軍挫敗原因時說：「皖軍之敗，雖與天降暴雨及皖軍內變有關，但所以致敗之重要原因則在『行軍重視仁義』。」

張作霖見皖系軍隊主力已調向北京以南，後方空虛，準備乘機起事。他以破獲了皖系派人在東三省有顛覆活動為名，宣布徐樹錚八大罪狀，並通電清君側。

為避免兩線作戰，段祺瑞要求徐世昌以總統令要求各路軍隊退回原防，這樣一來，奉軍則不得入關。張作霖一不做二不休，聯繫順直省議會、天津總商會、直隸商會聯合會通電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狀：

「…視東海（總統徐世昌字）為傀儡，待同官若奴隸，頤指氣使，炙手可熱。靳雲鵬雖其門生，然既為總理，論體制應在督辦之上。乃段祺瑞於院部有關係之文函，均親筆批有交院、交部字樣。其下屬奉命轉達於院部者，則直書曰奉督辦諭，交總理總長辦理等字樣，儼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蓋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綬，自由擅發，試問紀綱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陸，借用日款五萬萬元，將東三省森林礦產及滿蒙熱河鐵路之權，拱手以授日人，又將膠濟、高徐、順濟等鐵路與日本訂立合同，使山東亦將為東三省之續。甚至訂立軍事協約，而日本軍隊侵入北滿，假借參戰練兵，而日本軍官攬我兵權。至於贊成簽訂德約，主張直接交涉，無一不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國，此其大罪二。段於袁項城時，往往以項城任用權術，利用金錢收買下級軍官，唆使反抗上官之舉為不然。不料自彼執政以來，變本加厲。…廣用金錢，結合各省軍隊以自固，以致軍隊日多，財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這個電報末尾且指責段祺瑞並非如一般人所說的很廉潔，它指出：「天津義租界房屋，乃徐樹錚於民國元年所得漢陽之款，以十三萬元分潤段而購置者；曾雲霈以安福黨費為段興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復辟討逆餘款二百萬元，盡入私囊；段在中日匯業銀行有股份一百萬元。」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何況證據板上釘釘？張作霖準備多時的作戰計劃迅速傳達到各部：汲金純二十八師沿京奉線出山海關攻唐山、天津；張景惠率第一十六師出赤峰，攻多倫、沽源、赤城，進逼張家口。孫烈臣為關外奉軍總司令，統一協調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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