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3章 田中奏摺（1/2）

歷史的洪流走進1927年，距正史上日本侵華的時間又近了。

3月，日本發生了金融危機。銀行歇業、生產停滯、企業倒閉現象日益嚴重，日本首相若摫、外相幣原喜重郎的對華政策被質疑。以政友會等為代表的日本各種勢力指責其「軟弱外交」，叫囂對華實施強硬政策，陸相宇垣一成甚至主張軍事干預，不過暫時停留在試探傾向：

「此一階段的退讓不但使帝國喪失了在中國關內市場的經濟支配權，還使得我們在滿蒙多年的努力毀於一旦。中國軍隊雖然表面上數量龐大，但戰鬥力究竟怎樣，不試過怎麼知道？」經國大事，在他眼中竟如同兒戲。當年，對蘇聯的兩場大戰就是這麼來的。

一個月後，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組閣併兼任外相。他是日本長州系軍閥的嫡系接班人，擔任過參謀次長、陸軍大臣，又是軍國主義所擁戴的人物。他的組閣，讓日本對華政策急轉而下。

之所以有這種轉化，是因為在年初中國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改為上海外埠臨時法院（後來在張漢卿的創意下改名為特區法院）；英國也按照和約向中國交了漢口、九江等四個租界。雖然讓中國人民雀躍，卻也讓大失尊嚴和油水的英國政|府非常不爽。

日本人認為中國此舉等於同時得罪了英、美、法各國，便有了乘機向中方發難的想法。

4月田中義一組成政友會內閣，由他兼任外務大臣，田中把對華外交的方針轉為積極。在6月時，他在東京外相官邸中召集外務省、軍人、駐華公使、總領事舉行一個討論對華政策的會議，稱之為東方會議。

當時的參與者包括外務政務次官森恪、駐華大使、南滿鐵道社長等人，其中更有在戰後出任首相的駐遼寧原總領事吉田茂及內閣書記官長鳩山一郎。

外務政務次官森恪為該會議實際的主導者，他是所謂「滿蒙政策強硬論者」，密謀把中國的東三省從中國分離。這個會議於7月7日發表「對支（華）政策綱領」，主張把東北作為一特殊地域變為日本殖民者的樂園：

「關於滿蒙，特別是東三省地區，由於在我國國防及國民生存上，有著特別重大利益關係，作為我國不僅要給予特殊之照顧，而且，要維持該地區之和平，發展經濟，以使其成為內外人安居之所。」表示要努力「實行日華經濟聯盟，維護滿蒙特殊地位、傾注全力於對華外交和不懈注意滿蒙特殊地域之治亂」。

經過一個月的醞釀，到8月16日，他再召集駐華東北的外交及軍事人員，舉行大連會議，商討東方會議未決定的問題。大連會議結束後數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摺，呈奏日本將改變對華「協調外交」變為積極的滿蒙政策。

這個滿篇充斥侵略計劃的「滿蒙積極政策」，主要闡述了侵略中國的方針政策，後世稱之為《田中奏摺》。

奏摺提出日本的「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是：「欲征服支那（指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日本獲取中國的資源後「就可以進而征服印度、南洋諸島、中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大和民族在亞洲大陸顯露身手，掌握滿蒙的權利則為首要關鍵」。

歷史上《田中奏摺》在1934年被譯成英文，美國在二戰時常以此作為應該敵視日本的原因。1930年，日本的外務省向中國國民政|府抗議，稱田中奏摺是偽造。二戰後，同盟國沒有找到田中奏摺原件，也成為證實田中奏摺是偽造的一個理由。

有歷史研究者認為田中奏摺是蘇聯情報部門偽造的，目的在於引日本「南進派」進攻東南亞，遏制日本軍事勢力「北進派」進攻蘇聯，從而緩解蘇聯東西面臨兩面作戰的壓力。

張漢卿對此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在他看來，日方投降之前曾大量銷毀證據，從此種行為推測不排除其銷毀此證據的可能性，且日本後來的戰略行為與《田中奏摺》所敘極為相似。

眼見得中日之間的力量對比向對他們不利的方面轉化，狂妄自大的日本軍人和政客不甘於自動退出控制中國的舞台。他們也不敢在此時堂而皇之地向中國宣戰，但是挑釁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上關東軍司令部為此擬訂了一個「滿蒙問題處理案」，明言：「利用支那政情的變化，在東北四省實行某種謀略，造成行使武力藉口的機會。」所謂某種謀略，列有四個目標：

內蒙|獨立案；

間島（延邊）獨立案；

北滿（哈爾濱）騷擾案；

排日大暴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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