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0章 給她一個交待（2/2）

在後世則是攤平了，副刊是報社內部編，基本上已經沒有獨立性了，這樣就造成了副刊內容的下降，無怪乎後來北大中文系教授陳平原認為：「大陸報紙的副刊在上世紀（20世紀）50年代之後就沒有多少出色的」，其中有「從報紙的總編輯到具體的副刊編輯本身的問題。」

本來孫伏園並不認同於一凡這樣一個年輕漂亮得不像話的女孩子辦報紙的構想，但當知道於一凡的身份並得到她「絕不會使報紙受到行政的干擾、絕不會幹涉他的日常運作」的保證後，他即欣然應命。

報紙本來就有監督政-府的社會責任，民國起多少報紙被關停過？有於一凡這個靠山，只要她始終如一，《時代快報》就一定能夠辦出特色，這是報人畢生的心愿。

而創立過北京《民立報》、做過《中華新報》總編輯的張季鸞因「善盡記者天職」先後被袁世凱、段祺瑞投入過監獄。當於一凡向他提出用「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四不」辦報方針聘請他時，以為找到知音，一拍即合。

若他知道這只是張漢卿稍微提前一年剽竊了他自己的創舉，會不會跳起來罵娘？

不過那個時候的報人，還真的是有文化人的骨氣，像上海報業大王、陳布雷的前東家、《申報》總編輯及報業大王史量才就曾說過「人有人格，報有報格，國有國格。三格不存，人將非人，報將非報，國將非國。」

這一點尤為張漢卿欣賞。文人就應該有文人的骨氣，國外法制非常重要的一環就是輿論監督，而中國的力度則遠遠不夠。

試問，在後世的中國，確實有些有良心的報社能指出社會的不公，但又有哪個報刊敢於直面國家或行政權力的錯誤？中國的大小報刊只會在事後作馬後炮，卻做不到直斥其非。

他在一次私下會晤張季鸞時這樣說：「與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榮的…」

有了這兩位重量級的人物坐鎮，軟體方面基本搞定。至於硬體，更簡單了：長安街上短時間內蓋起一幢大樓，就是集團大廈，後來成為那個時代北京的地標之一；報業註冊、刊號取得是新聞總署里指定一位處長親自辦理並把各種證件送到集團的…

眾所周知，新聞總署的建制是歸在文化-部下面的，文化-部與人民黨宣傳部之間的關係是明確的，而首任文化-部長梁啓超是出了名的「民權論」擁躉。他一直要「伸民權」，連他的外號都叫「自由齋主人」，可想而知對這個灌以自由的報社的態度。

當全國36個省，近300個較大城市幾乎是同時傳誦《時代快報》的文章時，它的影響力一下子就超過了幾乎所有報刊，除了官方的《人民黨報》和《新華日報》。

上到國家大事，小到民生雜事，無所不包。犀利的語言風格、獨家的內幕消息、一針見血式的大膽、不達目的不罷休的跟蹤報導，使得《時代快報》很快響徹大江南北，風頭無兩。

小報刊比不上它的規模，大報刊沒有它敢說。同樣一件關於民生的不滿，別家報紙報導了，官老爺們可能還推三阻四，搞不好還向報社投訴、壓制；《時代快報》出面後不但要道歉，還要被追著問責、回復進展，這還怎麼競爭？

短短半年時間時，《時代快報》已經正式成為新聞界的一個標杆。在國家三權分立漸進佳境時，有成為獨立的第四極的趨勢，於一凡為此而驕傲。

張漢卿也很欣慰，這個報紙也算是由他一手催成的。為了集權，他透過人民黨基本上完成了任務，也為國家的未來定下基調。

但是按照「帕金森定律」，行政是個自我膨脹的怪物，缺乏有效約束，它會向不可抵制的方向滑去，只會越來越快，越來越嚴重，而其本身，又很難主動修復和作壯士斷腕的決心。國會的力量是一個重要制約，但是在某種意義上，國會也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存在，難接地氣。

只有報紙，才是連接千家萬戶喜怒哀樂的橋樑，才是普通百姓透過薄薄的一張紙看到世界看到國家的最便捷的工具。為此，他還醞釀著立一個《新聞法》，通過立法的形式保障新聞從業者的人身自由和新聞自由，讓記者、編輯接近真實，傳出最需要傳遞的東西。

有無冕之王的存在，他們能夠或者敢於仗義執言，讓政-府、國會傾聽底層百姓的聲音，了解社會的訴求，從而制定適宜的政策，才是國家之福。

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給了於一凡一個交待，這個她，何嘗又不是作為祖國的「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