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 主意打到了紫禁城（1/2）

張漢卿任命久隨他、實際上一直擔任他外圍警備的原華中人民軍司令部保衛部的部長黃顯聲為北京武警總隊的總隊長兼北京警察廳廳長。黃是在「五四運動」中應聲而出的青年才俊，比自己大四歲，歷史上也極有名。

自己能夠看到他並從眾多的人物中簡拔出來，是因為他傳奇的一生以及多次面臨大事而不亂的鎮定：東北講武堂炮科出身，已經擔任旅長的他被張學良任命為遼寧警務處長，委任黃擔任這個職務，是張學良希望黃的精明幹練可以在中日衝突時最大限度地控制一線局面，給中日軍隊以緩衝。

他對日本人的仇視早已有之，曾私刻了一個大印，篆有：「騎富士山頭展鐵蹄，倭奴滅，踐踏櫻花歸」一行字。

歷史上的九一八事變前，八月底他已經通過當時的警務督察長熊飛弄到日軍情報，知道事變即將發生，黃不肯坐以待斃，回瀋陽後當即下令將下屬58個縣的警察隊公安隊擴充成12個總隊，並發放槍枝彈藥。

這個舉動意味深長，這批槍枝成了後東北各路義勇軍中的主要武器來源之一。後來人稱東北軍中人稱東三省只有兩個明白人，就是遼寧省長藏式毅和黃顯聲。

他是後來東北義勇軍的發起人和領導者，歷史上成為國歌的《義勇軍進行曲》其實就是最早描述他的軍隊的功績的，只是現在很少有人去細究這裡所說的「義勇軍」最初指的是哪一支部隊了，只是籠統地認為它代表的，是白山黑水的關東人，也是全體中國人不屈的精神。

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忠於自己，當然，這個自己是這幅軀殼的主人，但不妨礙他對黃顯聲的簡拔。不同於蔣百里、楊傑等人的是，黃顯聲的提拔是一步一個腳印。

從五四時的剛出道被看中，進入東北講武堂學生軍，然後以少尉軍銜擔任張漢卿的侍衛班長、炮兵團上尉參謀、少校營長、漢陽兵工廠上校警備司令、華中人民軍司令部少將保衛部長。

他人在軍隊，張漢卿卻有意識地培養他在公安方面的經驗----軍隊和警察，看似類同，裡面區別和學問大著呢！

攻城拔寨用軍隊，但安頓後方、對付隱秘戰線的敵人，乃是警察的強項。而且黃顯聲讓張漢卿很喜歡的是他的字「警鐘」，對公共和國家安全戰線，警鐘常鳴好啊。

軍、政、警都在奉系的控制下，馮玉祥、孫岳對此無可奈何。論實力，他們比奉系差得遠了；論道義，張作霖是國家統一委員會的主席。只要孫逸仙不出面對抗，沒有人是奉系的對手。

而孫逸仙也是識大體之人，知道目前的形勢，不想與奉系鬧翻，甘心做他的交通委員會主席一職，不再過問政事，這讓馮玉祥大失所望。

講起來國民黨也是悲摧，他們從建黨起到目前始終處於一種不溫不火的境地：不是在政治上被打壓、就是軍事上受排擠，或是在經濟上受窘迫。孫逸仙在總結起義失敗教訓時，反覆強調：「失敗皆因金錢不足，財政難題無從解決」。

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比之前更缺錢。當過狀元的實業家張謇說的實在：「除去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至少短缺八千萬兩」。孫逸仙在起義發生後並未第一時間回國，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籌款。他後來回國後有記者問他帶了多少錢來，他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帶者革命之精神耳！」

沒有錢打仗就無從談起，聚集到南京的部隊臨時政-府甚至都不能遣散，因為沒有遣散費士兵會譁變。革命黨人之所以把政權交給袁世凱，財政困境是重要原因。

1918到1919年間，孫逸仙居住在上海，革命生涯進入低潮期，又鬧起了錢荒。有些革命黨人生活窮困，致信給他借款以維持生計。孫沒錢可給，但對每一封求助信都親自回復。

一天，接到一封稱孫逸仙為「革命鼻祖」的信，寫信之人稱自己為孫的後裔，請求寄錢。孫回覆：「既知我為鼻祖，你為後裔，應當是後裔供養鼻祖，未有鼻祖養後裔的。即使是堯舜，也是沒辦法的。你們應當自謀職業，做到生活自給。不能做革命一日，就要人養你一世。如果你們還要依賴我，則我願為你們的後裔，尊奉你們為鼻祖，請你們給我錢吧！」

人窮志短，靠精神吃不飽飯。孫逸仙沒錢控制不了軍隊，他的命運註定顛沛流離。

而在此時空，同樣的三方控制北京政壇，由於奉系財大氣粗，國民軍的命脈仍黨握在奉系手裡。要擺脫困境，需要另僻奚徑。

看來能夠壯大實力的只有自己了，馮玉祥兩人在北京城，不是沒有撈到好處。像財政部帳面上僅有的三十萬元就被兩人瓜分、京漢鐵路剛解來的一批為數五十萬的路款也被逮個正著。只是這些錢對於擁有近十萬之眾的「國民軍」來說，只能卿以自娛片刻。

他們還打起了俘虜的主意。像駐守在保定的十六混成旅（即曹錕的衛隊旅）旅長曹士傑（曹錕之侄，系曹錕五弟曹鈞之長子）在戰事結束後，孫岳軟禁了曹士傑，逼他交出30萬元作為釋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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