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四三章 多歧路，今安在（二）（2/2）
當權哲身告訴他，劉鈺決定傳授權哲身富國富民之道的時候。
他內心想的，是興國公行事，必然有詐，不知道又挖了一個多大的坑，坑死多少人。
可幾乎同時，內心又想，興國公行事，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社稷的，自己只能把那句「此事難矣」深深埋在心底。
盛世自有大困大亂大難，我自東渡萬里，眼不見，則不知，便不存在。
他沒有惆悵地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
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內心在假裝這是大漢永平十六年的洛陽街頭，假裝自己是即將踏上西域的年輕的班仲升。
所以高談闊論，壯懷激烈，指點江山，激昂文字。
不斷笑著回應著權哲身的疑惑，用這種遠赴萬里行大功的激昂壯懷，評價著權哲身從劉鈺那聽到的「興工商」的理念。
作為一個親眼目睹了從廢運河、毀鹽業、揚州風流只殘垣、十萬閒民徙遠疆的全過程的儒生。
其實不該用這種激昂壯烈、品評道器的語氣，來評價「興工商」這三個字。
但他還是用這種仿佛無意識的意識，看好朝鮮國若發展工商業的前景。
至於發展什麼，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松江府正式狂躁發展工商業的第一步，就是劉鈺用事實、或者說用裝滿南洋米、蝦夷麥的大船，鼓吹糧食夠吃社會分工論。
當同樣的鼓吹再次出現的時候，他自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甚至於，他還主動幫著鼓吹第二步，也就是以稅收催動貨幣白銀化，或者貨幣大順化。
告訴權哲身，或許，貨幣取代過去的實物，是一種必然，不要徒勞地在這件事上選擇復古。
唯獨堅持的一點，也就是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並且不是橋而是彼岸，因為他隱約知道，這是儒家體系的基石。
或許，以松蘇為中心聯絡的南洋關東，已然成為了新天下的某種模板。
只是，將來，天下或許還在。
但卻或許不再是那個儒家的天下了。
然而，權哲身其實自己已經動搖了。
大順太大了。
相對於東北的藩屬，即便淮南蘇北的鹽改墾地，也一樣很大、非常大。
權哲身不可能理解孟松麓等人的擔憂，也不可能理解他們學派認為江蘇模式不可能推行於天下的理由。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廣闊的大順帝國里，江蘇省和甘肅省的區別，到底有多大。
也根本不知道，動輒百萬流民起義的場景，到底有多恐怖。
即便他學習漢文，自小讀書，看過史書中許多流民起義的故事，但卻終究不能真正理解那些簡單至極的文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動搖的他，心裡想著的，便是江蘇一地可以興工商而富，似也沒有什麼不可接受的後果。
如果真的糧食足夠，或許未必非要行復古之策。
至於松蘇到底是什麼模樣，或許真的只有自己親身去了南洋，才會明白。
當然這只是或許。
也雖然他自己都覺得，劉鈺將他們比作更像錫蘭國是一種侮辱，他們始終覺得自己是正宗的小中華，比安南、日本更正宗。
但這些天真正見識到了真實的大順之後，明白大順的土地私有制、僱工制到底是什麼樣的時候，其實他內心也明白，似乎確實和大順並不像。
一點都不像。
是像現在活生生的中華？
還是去像書冊古籍里尚有奴婢制和門閥的中華？
這並不是個難以抉擇的難題。
當大順的海軍駐紮到了釜山，切斷了朝鮮國和日本國之間的二道販子絲綢貿易之後，小中華這個概念，已無意義。
小中華這個概念，只有在真正的中華沒有軍艦常駐對馬的時候，才有存在的價值。
而現在，中華天子的軍艦已經常駐釜山、對馬，對日本的標榜已然毫無價值。
因為對中華這個概念有最終解釋權的人，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當軍艦穿行於對馬的時候，擁有最終解釋權的這群人之一，如同劉鈺，便可以笑著告訴他：不，你們不像，像不像我還不知道嗎？你們更像錫蘭。
權哲身並不能理解，天朝廣闊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如同他不能理解，改革後江蘇的模樣和別處的不同，比朝鮮國和錫蘭國的差別更大。
所以，他覺得自己看到了未來的模樣。或者說，小中華應該有的模樣。
這種感覺，不僅僅是源於他所目睹的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的震撼。
而是源於他看到這一路，有農民拿著自己的地契去借貸、看到農民在售賣自己的糧食準備交稅、看到江蘇的徭役製取消而用的幾十萬閒民、看到那些不是隸屬某人奴婢的自由的僱工在棉田勞作。
在他來之前，朝鮮國的土地交易，仍舊是不合法的。
富庶與否，區別只是單純的窮與富。
土地制度，徭役制度，稅收制度，貨幣制度，這才是中華與否。
即便權哲身再懵懂，也不可能不明白，這些東西才是區別之所在。
自小生活在「小中華」的幻境之中，當真正悄悄來到中華的時候，便可以感受到之前的幻滅。
本身就是附庸文明，大順得國又非夷狄，朝鮮國的儒生沒有屬於自己的包袱，所以丟棄起來其實比大順這邊的儒生更快。
因為在江蘇，尤其是已經完成了改革，痛苦的轉型期已經過去的江蘇，他覺得，老師的擔憂，好像有點過於杞人憂天。
天朝尚且如此，似也並無問題，老師所擔憂的一切，都已經在松蘇上演，並無問題。
或者，即便有問題，好像也不是不能解決。
看起來，松蘇的轉型就很「簡單」，也就五六年的事。
實際上，他是大錯特錯。
松蘇轉型其實一點都不簡單，也根本不是五六年的事。
往遠了說，當長江突破山巒，衝出這片三角洲入海口、深邃的江面貫通從湖北到松蘇水道的時候，就已經在打基礎了。
往中點說，當黃道婆從遙遠的海南帶回了棉花紡織技術、當大明徵收折色本色促進了紡織業交換發展的時候，就已經在打基礎了。
往近點說，當大順開始興造艦隊，奪取南洋，徹底不用擔心西洋軍艦直插鎮江截斷漕運的時候，就已經在打基礎了。
看著轉型好像是五六年、最多二十幾年的事。
實則哪有那麼簡單？
要真是這麼簡單，孟松麓所處的事功派，早就解散了。
他們並不反對江蘇此時的富庶與成績。
但很清楚轉型的痛苦，以及別處要付出多大的代價完成這樣的轉型。
這些最關鍵的東西……孟松麓知道。
但孟松麓沒說。
最多只是說了句均田仍為天下第一仁政。
甚至都不是在說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這件事本身，而是在爭論這是弱水之橋、還是聖道彼岸，這種純粹理論性的東西。
孟松麓知道卻不說，這是耐人尋味的選擇。
可以說，是因為權哲身不知道，也沒問，所以孟松麓不說。
也可以說，是孟松麓知道劉鈺開始鼓吹糧食夠吃論之後，意味著什麼，但他不想說，壓根不想告訴眼前的人。
至於，是覺得江蘇的路是對的，那些是可以承受的代價？
還是說，因為他並不覺得過程是對的，但覺得這樣有利於大順，於是壓根避而不談，不問不答，隱約覺得這種霸術的對外擴張模式可以接受？
畢竟，細究起來，孟松麓知道，權哲身如果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什麼，那麼就不會問。
於是兩個同是實學派儒生的人，在互相送別之際，各懷心思。
高談闊論，指的就是孟松麓那種說話方式。
高到討論均田這個天下第一仁政，到底是橋，還是岸。
卻決口不提怎麼均、不均的後果、以及均的困難。
他知道那些不高的、踏實的東西，但他此時選擇不說。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選擇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