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五六章 分歧（一）（2/2）

托古改制，和歐洲啟蒙運動中的「東學西漸」、「借東諷西」，其實都是一樣的玩意兒——包括文藝復興，其實也算是一種托古改制。

無非就是先創造出一個理想國，然後把一切好的東西，加在這個理想國里。

至於說托古改制，還是外面的月亮圓，其實是一回事。

反正，三代之古、與大洋彼岸，在這個時代，其實一樣遙遠，編就是了。

大順喜歡托古改制，和中世界晚期搞文藝復興這種托古改制，本質上差毬不多——即生產力沒有飛速發展，而人的壽命有限、考古學不夠發達、歷史記載的單薄，使得改革派可以將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放於古代。

而啟蒙運動中的東學西漸，則是因著這百餘年歐洲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英國農業畝產從90斤飆升到120斤，增產達30%，這是肉眼可見的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意識到的生產力在不斷進步。

由於意識到了生產力的不斷進步，從而使得「托古」的說辭，有些忽悠不動人了，於是改為在本國的外面，製造一個理想國。

簡言之。

托古改制，是源於生產力的停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生產力即便發展，但緩慢到一個活六七十歲的人無法感知到生產力在進步的狀態下，自然會把改革寄托在根本無法考證的古代——在考古學等不足、生產力停滯的狀態下，人們會認為古代的生產力和現在一致，從而可以托古，而達「假設生產力和現在一樣，但國人的生活水平遠高於此時」的三代之治。

當然，實際上，一個漢唐宋元明的人，假若真回到三代之治，那生活水平，哭都沒地方

哭。托古改制的前提，就是假設三千年前的三代之治時代的生產力，和此時沒有任何區別，於是得出了「三代之治為啥那麼好、現在為啥那麼差」的疑惑。

而東學西漸、西學東漸，源於生產力的飛速發展，以至於活著的人都能感覺到生產力的變化，於是不能托古，只能寄託於「現實時間線里的、一個看不見、摸不著、但聽說過的外國」。

不要說大順這邊，其實歐洲也一個鳥樣。荷蘭的巴達維亞神話，不也破滅了嗎？

因為人們生活在一個生產力的提升肉眼可見的時代，不免會想，他媽的現在我小時候和我長大後都不一樣，古代怎麼可能比現在更好？

托古神話破滅，要麼寄託於理性的推論，推出一個理想國。

要麼寄託於在現實世界的時代的遙遠地方，在本國之外的遙遠地方，搞出一個理想國。比如伏爾泰幻想出來的中國。

由是，大順的古儒一派，是不是改革派？這就顯而易見了。

顯然，他們是。

他們在用此時的社會存在，去重新解讀過去的經書。即便說，考據學、樸學的發展，使得《周禮》的真偽都成了個問題，他們依舊會重新按照此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存在，解讀《周禮》的社會意識。

而最終，又不得不卡在了「生產力」的問題上。

顏元、李塨、乃至其後學的程廷祚、王昆繩等，其實，都卡在了「工商業怎麼可能容得下許多人口」這個生產力的現實問題上。

不要看那麼多的表象。

不要看那麼多的解釋。

這件事，本質上就是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問題。

什麼是社會存在？

社會存在，是指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總和。它包括地理環境、種群數量因素、生產力、生產關係等等。

在這種社會存在之下，難道可以指望他們能夠產生超脫這個時代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

現在和那些名為復古、實則改革派的士大夫，說將來非農業人口，可以超越農業人口；可以解決李剛主一直無法自圓其說的均田後人口加增的農業人口不夠分地的問題……等等，除非是有先知，否則在此時這個社會存在下，誰會相信？

在這等社會存在下，誰能產生將來非農業人口會超越農業人口的社會意識？

皇帝其實很清楚，劉鈺在實學派中鼓吹的「未來」。

這種「未來」，其實是超脫現有生產力水平的「未來」，也即中國的問題，要靠工業化和工商業發展來解決，最終非農業人口完全可以超越農業人口。

劉鈺鼓吹的這種「未來」，在此時，是可以自圓其說的。

這種自圓其說，在這個生產力條件下，最大的漏洞，是可以用一句抽象的「繼續發展」來掩飾的。

或者說，為什麼劉鈺所鼓吹的這種「未來」這時候有人相信？

他們相信的基礎是什麼？

難道實學派的人，都是傻子，聽人說什麼就信什麼嗎？他們為什麼會相信劉鈺鼓吹的這種未來？在此時的生產力水平下，這種鼓吹的底層邏輯，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