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六二章 分贓大會（三）（2/2）
而國王懂個錘子的治國？
根本不知道法國的財政問題有多嚴重，也根本不明白打仗是要花很多很多錢的。
既是不可避免的走向，國王和劉鈺之間的談判，甚至可能都不會牽扯到錢的問題。
多半只會如同一個看著地圖幻想戰爭的孩子一般去謀求「超越曾祖父太陽王的榮耀」，而且可能連國家地圖都不看，看的可能是地球儀……
弗勒里便希望菲利貝爾能夠在劉鈺面見法王之前，談點關於經濟、技術、財政方面的問題。
他上台的時候，法國被密西西比泡沫弄出來一個巨大天坑，1726年貨幣改革之後，弗勒里一直維繫通貨緊縮政策，希望把密西西比泡沫的大坑填上。
連續兩任財務總監，都是弗勒里提拔起來的，也都是貫徹著他的意志。以及貫徹著六十年前科爾貝爾制定的經濟政策國家投資，興辦經濟，學習技術，招納技工，國家管控，政府訂單。
弗勒里希望菲利貝爾，能夠在劉鈺見國王之前，達成一系列技術轉讓的合作。
比如絲綢紡織業、棉布紡織業、造紙業等。
雖然他也很希望能拿到大順的瓷器製造業的技巧，但深知不可能，故而最大的希望也就是能夠拿到紡織業和造紙業的技術。
這種事，國王肯定是想不到的。
國王只是自認為自己是個天才的戰略家，根本不在意這些經濟貿易上的小事。
因為太了解，所以知道不可能，也所以只能在劉鈺面見法王之前，先把這幾件「小事」定下來。
科爾貝爾的政策，延續至今，放在造紙業上，路線也很明確：從大順招攬技術工人，法國國庫投資興辦造紙業工廠，在確保可以生產之後提高關稅保護本土造紙業，通過貴族、王室和政府訂單確保造紙業蓬勃發展，可以滿足內需之後開始對外出口換取金銀貨幣。
造紙業和紡織業，這是弗勒里臨死之前，定下的發展計劃。
爭取在五年到十年之內，依靠大順這邊的棉紡和絲織技術，使得法國成為歐洲技術最好的棉紡和絲織中心；依靠大順這邊的造紙業技術，讓法國再也不需要進口英國的紙張，甚至要在滿足本國需求之後對外銷售。
除了這些技術性的問題外，弗勒里在死前，還想要了解一下「中國式的發展模式」，尤其是中國古代對手工業的控制、促進和稅收狀況。看看是否可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法國和英國、荷蘭，在經濟上走的不是同一條路。
科爾貝爾的一系列政策，延續至今，若以大順這邊的人看來，自是覺得頗為熟悉，至少比英國、荷蘭那一套，要熟悉的多。
比如此時的財務總監菲利貝爾，極力促成的「法直道」建設以巴黎為中心，修築四通八達的道路，每個法國非特權階層，每年都要為修路服役兩周，徵發勞役。
比如此時他極力促成的「運河計劃」。徵發民夫，修建運河，連續挖通了聖昆廷運河，連接了幾條大河，提升了基建和運輸水平。
這些運河和公路網，以及修建這些公路網和運河的測繪準備，是法革時代精確的卡西尼地圖的基礎，沒有這個時代打下的公路基建，也就沒有那份精確的卡西尼地圖。
在《雙雄記》里，大仲馬寫道「桌子上攤著一張卡西尼的地圖，這上面連最小的崎嶇小道都能找到」。
於是法國公眾「看到」他們的國家，並且從國家意識的最早地圖顯現中認同他們的國家、找到他們的家園、生活的村莊、城鎮，明白自己生活的地方叫做法國。
地圖上的每一寸土地界定為法蘭西，將人民和土地綁定在一起，不是向一位君主效忠，而是忠誠於一個非人格的、想像的國家共同體，它叫作法蘭西。這是後來義務教育課堂牆上多半掛地圖的起源。
又比如法國一直頗為重要的「官營手工業」，當然在法國這邊，叫「王家手工工場」，都是由王室專營，工匠雖然不是匠籍，但法國官營手工業的比例一直很高，和英荷那一套完全不一樣。
從純粹的歐洲中心論，或者西方中心論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現代史，似乎是英荷與法蘭西爭霸的延續：英荷模式，自由貿易，vs，科爾貝爾國營工業主義、法革、盧梭人民主權論、巴黎公社、俄國革命、計劃經濟……只是對抗者的正統不斷東移。
從歷史神學的角度，世界的近代史、現代史，似乎是正常的、普遍的發展模式，vs，昂撒人意外的、不正常的、突變路線。正常的、普遍的發展模式，最終走向的，似乎都應該是明清這種封建帝制的巔峰，但昂撒人突變了。
這都是錯誤的想法。然而正確的史觀，此時還未誕生。
於是弗勒里從那些啟蒙學者和傳教士描繪的虛幻的中國圖景中，似乎看到了一條不一樣的、適用於法國的道路，而且和科爾貝爾的體系是如此相近的道路。
尤其是大順這邊對王安石變法，並非是全面的否定。而大順武德宮以及內部的三舍法等一系列名目，更是讓法國派去中國的傳教士，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王安石的生平，然後用他們的思維方式得出了王安石和科爾貝爾有些相似的結論。
但正如後世《宣言》中的批判和諷刺一樣，「在這種著作從法國搬到德國的時候，法國的物質基礎卻沒有同時搬過去。在德國的條件下，法國的文獻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
說實在的，連大順，大明，都沒法復刻宋時的制度，因為物質基礎不一樣了，官營經濟的持續下降、宋代官營壟斷和全方位商稅和貿易壟斷體系，也根本沒法學。
大順、大明都沒法學，況於法國。
最基本的勞役制度、匠籍、買撲、官營手工業比例、貿易控制、官僚比例這些，都完全不同，只能是「完全失去了直接實踐的意義，而只具有純粹文獻的形式」。甚至連大順自己，對著古書，也是如此，根本沒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