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十五）（2/2）

但在意識上，還需要啟蒙。需要理解啥叫私有制、啥叫自然秩序、啥叫國內的自由貿易。

所以，在法國，是「辭藻勝於實質」。

法國為什麼之前沒有出現過現在這種類型的全國性的混亂和麵粉戰爭？

因為之前，光是和麵包、商會、城市麵包行會、區域封建等相關的、穩定麵包價格的法令，就有七八十條啊。

為什麼會出現全國性的混亂？

重農學派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打破地方的各種區域性法令、行會、壟斷，用糧食做自由貿易自然秩序的樣板。

因為豐收地區的底層，也不想讓本地的糧食往外運，這會導致糧食漲價。

所以，饑荒的地方，囤貨居奇，老百姓反對；豐收的地方，囤貨收購，拉高糧價，老百姓還是反對。故而才出現了法國之前壓根沒經驗的全國性的糧食問題。

這既可以說是法國重農學派的幼稚病——腦子抽了吧？糧食你也敢完全的自然秩序，而且還在那大放厥詞滴滴咕咕說不要干涉？老壽星上吊嫌命長了吧？

也可以說這反應了法國農業才是最主要的產業的現實，別的玩意兒改不改的意義不大，量太小。

而在大順。

因為鐵路的修建、火輪船的應用，但並不需要重農學派的啟蒙，因為重農學派的那些東西大順這邊被當做是「理所當然」的，我從濠州販棗子去東京城，這不是很正常的事嗎，沒聽說濠州有法令說不準運棗子去東京城啊。

而鐵路的修建、火輪船的應用，使得大順出現了一波可能波及全國的混亂。

因為以前只能從濠州販棗子推著小車去東京城，而現在可以販棗子坐火車去五國城了。

之前大順並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國內市場」的基礎，法理上的國內市場、實質上的區域市場。

而火輪船和鐵路的出現，使得真正意義上的國內市場，成為可能。

也即是說，大順不需要重農學派給人啟蒙，因為大順朝廷從來沒禁止過，比方說江南的糧食不能往陝西賣。商人不從江南拉糧食去陝西賣的原因，不是朝廷的法令阻礙國內統一市場，而是因為千里不販糴的商業規律。

故而，在大順，是「實質勝於辭藻」。

當然，這裡面最終的問題，還是物質基礎。

法國沒有農業革命、沒有勞役修路、沒有西歐沿海地區工商業的發展，也就不可能出現打破糧食區域性問題的基礎。

而大順若是沒有火輪船、鐵路等這些新的交通工具，以及對外擴張、沿海先發地區的經濟發展，也就不可能出現先發地區工業品對內地衝擊的問題——沒有火輪船，就算松蘇的紡織廠已經搞出了走錠精紡機和織布機，沿江上運的成本，也壓根不可能對江漢紡織業造成極大衝擊——一二鴉之後的子口稅、火輪船、內河通行，才讓衝擊傳導到了九省通衢之地。

這個問題，在幾十年前的大順存在嗎？

顯然，當然不存在。

因為幾十年前，大順還因為兩淮鹽往湖北運的問題，朝廷上下頭疼無比。鹽這種一年吃個幾斤的東西都因為運輸問題頭疼成這樣，怎麼可能會面臨交通發展帶來的區域性經濟被打破的問題？

人，不能對著一張白紙思考出許多問題。能對著白紙思考的，那是先知，不是人。

那麼，此時的大順，能不能意識到這個問題？

顯然，是可以的。

因為大順已經在國內、國外，對這種衝擊，進行了兩次預演了。大順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人，會從歷史中總結出問題、分析問題，然後可能會正確地解決問題。

在內。

人的壽命畢竟短暫，而歷史的變化又過於漫長且緩慢。

所以，大順這邊的人，或許不能意識到西域問題的變化，源於帆船發展和商路變化。

但是，在大順活著的人中，可是真真實實經歷過一場關於交通運輸變化導致的諸多問題。

那就是大運河被廢，導致的揚州衰敗、魯西衰落、膠東崛起、運河經濟帶崩潰等等。

這，可是肉眼可見的、一代人之內的、衝擊感極強的、比西域因海洋運輸而衰落更加直觀的變化。

在外。

蘭開夏的衰敗、利物浦因為紡織品中心東移到了阿姆斯特丹而被打斷發展、達卡的毀滅、蘇拉特的起義……這些，也都是肉眼可見的、一代人之內的、衝擊感極強的「歷史」。

固然說，達卡的毀滅、蘇拉特的衰落，和先進生產能力戰勝落後生產能力關係不是太大，而是差毬不多的生產能力將原始積累中的商業霸權和國家強力的力量展現的淋漓盡致。

但是，這是個稍微變換就足以以史為鑑的事實。

大順這邊已經有人研究過這些問題，並且已經朝著基本正確的方向去分析了。

比如說，魯西地區的棉紡織業，因何而興、因何而衰。

因為運河，也因為魯西地區適合種棉花，加之距離京城消費市場更近，運河運輸加成等，於是臨清成為了北方最大的紡織品集散中心。

因為廢漕，也因為大順對爪哇和印度的征服獲得了更廉價的棉花、沿海地區的原材料糧食和技術資本的優勢，於是魯西的棉紡織業在挖黃河河道階段的保護性出口政策下短暫存活了一陣後，終於還是毀滅了。

這看起來……似乎好像這也沒啥，這點分析能力不也就是「中人之姿」嗎？

但，事實上，這在大順，可算是實學派的方法論真正走上前台的標誌性分析。

因為，在此之前，分析魯西地區的繁榮，角度多是諸如「近聖人之故里」；「孟母曾母既有紡織之事」；「女織男耕」；「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之類之類的。

當然，魯西問題，是揚州問題的餘波。

而揚州問題，給大順這一代人帶來的衝擊，實在太大了。

千年繁華，短短几十年間，衰敗頹然。

而實學派必須要給出一個解釋，一個「必要的代價」的解釋，否則劉玉的一系列改革將要面臨極大的質疑。

由是，這種分析方法，才迅速推廣開。

從揚州的衰落開始，這種不扯犢子的什麼「商業意識」、「民風」、「近聖人故里」之類的分析方法，才開始興起，並且逐漸摸向了18世紀的經濟學——17世紀的經濟學，全世界都一個鳥樣，英國經濟學家分析英國為啥不行的時候，就大談民族性，說英國的民族性不如荷蘭，所以英國不行，遲早要完。

當然，幾百年後的一些所謂經濟學，弄得連18世紀都不如，反動回17世紀的水平，那是以後的事。

而就現在來說，大順這邊在政治經濟學上，總算是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固然說，圍著劉玉的棺材，大順這邊的官員避開了大順現在真正的大問題，但至少他們對於工商業的思考，還是有意義的。

只不過，工商業發展確實是未來，但怎麼轉型，絕不是簡單的放開子口鈔關、和不放子口鈔關，這麼簡單的問題。政治和經濟不分家，內地的兩三億小農問題……法國都知道砸麵包店，難道這邊不知道反抗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