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九三年（十）（1/2）

在巴黎，劉玉的名聲，尤其是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相當不錯。在這裡，就完全不一樣。

在歐洲的「沙龍」界，基本上，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當時還活著的劉玉，「先知」般狂噴了天主教廷和耶穌會，在那之後，至少在歐洲，他在巴黎的沙龍間，已經成為了啟蒙運動的「東方旗手」。

這事，在大順，就是個小事，小到不能再小的事。

但在歐洲啟蒙運動中，卻是個大事。

一方面，劉玉「先知」般地提前把耶穌會和天主教聽在地震後可能要說的話，諷刺了一番，而事實果然如此，里斯本大地震之後，耶穌會果然聲稱這是天罰。

另一方面，劉玉提前的狂噴和打預防針，為早期啟蒙運動的重要支柱——來布尼茨樂觀主義——降了降溫。

這在歐洲的啟蒙運動中非常的重要，按照歐洲的宗教浸潤人心的傳統，理性主義很容易走向極端，而極端又很容易在面臨里斯本大地震的時候懵圈：說好了，這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那個世界被上帝選中，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場景真正入眼的時候，怎麼也沒法相信這就是「萬千種可能中最不壞的世界」。

那場之前所謂的「啟蒙運動加速年」之後，由里斯本大地震等問題作為導火索，最終引爆了耶穌會問題、各國與教廷關係等，導致了耶穌會被解散，這被視作啟蒙運動的一場重大勝利。

加上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和德國的絕對理性主義啟蒙還不一樣，他們更激進，最終也更傾向於無神論。

而捨棄來布尼茨的樂觀主義——世間雖有惡，但這是一種平衡，是上帝創世時候弄了成千上萬個程序後，發現這才是bug最少、相對來說最好的那個——對法國啟蒙運動的激進加速到反教會、反宗教、甚至最後破四大舊把聖母院改理性聖殿，是非常重要的。

啟蒙運動既然是一場偉大的運動，那麼必然得有兩個條件。

一：為現狀的批判。

二：對未來的展望。

不是說別的沒有。

而是說，想要偉大，這兩條是必須的。

那麼，對未來的展望，又得具備一定的世界視角。

於是，劉玉鼓吹的自由貿易、配上自然秩序論，自然可以作為對未來展望的一部分。

包括說。

67年法國發生饑荒，而重農學派認為不應該管，應該等待自然秩序的調節。

這是不是啟蒙運動？

當然是啟蒙運動的一部分。

這就好比說，伏爾泰和盧梭整天對噴，那你總不能因為他倆意見不同，就開除盧梭或者伏爾泰的啟蒙籍。

現在的大順，處在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狀態下。

這不是說軍事或者地緣，而是說「文化」上。

大順實學派的對外擴張派，秉持的是劉玉當初定下的「把世界的，偽裝成民族的」。

這是進攻手段。

但一樣。

大順不能接受基督教，而歐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順的舊時代的諸多傳統文化。

是以，這個「自然秩序」、「道法自然」，便是大順最佳的進攻手段。

首先，這玩意兒，你別管這道、自然，到底是誰創的。是上帝、耶和華、盤古，亦或者別的什麼玩意兒，那都無所謂。你覺得是誰，那就是誰。關鍵是自然，而不是自然是誰創的。

其次，這玩意兒，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而啟蒙運動中，自然包括著對未來的展望，這種展望又必須是世界範圍內的，不能說這東西在你這對，在別處就錯。

最後，劉玉在大順一戰之前，描繪了一個美好的未來：各國自由貿易，充分發揮各國的絕對優勢、比較優勢、整個人類都一起攜手蒸蒸日上。

這東西吧，在之前的大順，其實影響力沒那麼大。

但在支離破碎的歐洲，影響力可比在大順這邊大多了。

人，不能虛空打靶。

在大順，具體到經濟問題上，之前噴的方向，一直延續著鹽鐵論里的幾個事：無非就是鹽到底是否該徹底放開，商賈去經營；朝廷到底有沒有必要鑄錢，為啥不把鑄錢下放給私人？

而別的事，確實沒法噴。比如說，之前大順真沒有說，讓陝西對松蘇的絲綢增加100%關稅以保護陝西絲織業；也沒有說，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必須要穿松蘇產的棉布下葬……

是以，在大順內部，準確來說，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是本身存在的。這玩意兒本來就是黑的，你難道去噴說這玩意兒不是黑的嗎？

所以，這東西，在大順的影響力，和在歐洲，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再換個說法。

比如說，法革的一項偉大成就，是在繼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也即長子繼承。這在歐洲，是要被驚呼為驚天創世之舉的。

而在大順的民間，這玩意兒，肯定當不起「驚天創世」這樣偉大的稱讚，因為這對老百姓來說，沒啥驚奇的，反倒覺得這不該是理所當然的事嗎？

是以說，劉玉當年的一些言論，在歐洲啟蒙運動這邊，威望是很高的，很多人對於未來的希冀，至少在經濟學上，是相信自然秩序會帶來全人類的幸福的。

還有一點。

啟蒙學者，基本都是脫產的。

既不種地。

也不紡織。

他們的感受，和底層的感受，是不同的。

這幾個因素擺在這，無疑，使得劉玉在巴黎沙龍間的名聲，總的來說，還好。

當然，誰要是真敢把劉玉的靈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會被當地的紡織工人，開棺戮屍，掛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訶羅嵯這兩個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滲透、統治、交易的地區。

只能說，劉玉的名聲實在太臭。

這裡不是說歐洲東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順就是壞人。

而是說，在這之前，歐洲的所有的東印度公司，按照後世的標準，掛個「買辦」的帽子，那是一點不冤的。

東印度公司是要花錢，在議會遊說，大談【白銀外流未必是壞事】的。

這是大順打一戰，也即1760年之前的東西方之間的生產力差距決定的。

包括說，當初劉玉改革的時候，就明確表示過：

大順的手工業，和先發的工業資本，和東印度公司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這是大順與荷蘭合作的基礎。

而真正的矛盾，在於兩點：

其一，東西方貿易的轉運利潤，大順的商業資本想要，而東印度公司不想給。

這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唄。

其二，歐洲的手工業、本國工業資本、圈地後搓羊毛的土地貴族，和大順手工業、先發工業資本之間的矛盾。

這個也是不可調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問英國東印度公司對《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覺得他們支持嗎？他們怎麼可能會支持？

但本國龐大的羊毛土地貴族、鄉紳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強大到很多年後，都工業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穀物法》引起那麼大的風波，一個連印度土地稅還沒收的、當時在印度被法國打的節節敗退全面戰略被動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哪能推動撤銷一系列的重商主義法桉？

再說了，反重商主義，得靠自由貿易。沒有大義，做不成事。而東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義的受益者，怎麼可能自己反對自己有利的「規矩」？

理解了大順和歐洲的矛盾，和歐洲這些東印度公司之間的可調和與不可調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時大順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彈。

既然談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蘇紡織業，和吉吉拉特紡織業，有沒有矛盾？

這矛盾，是可調和的嗎？

大順，能不能像之前的歐洲東印度公司一樣，一年從吉吉拉特這買大幾百萬兩的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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