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06章（2/2）

雖然北洋政府無力解決發生在家門口的大水災，導致中央政府的威望大受打擊，但是和北洋政府相比，中華革命黨在國內的勢力卻是更加的式微了。

因為革命委員會阻止了二次革命之後北洋政府既各地反動勢力對於地方上進步群眾的清算，使得各地的社會矛盾並沒有進一步激化。而歐洲大戰爆發帶來的經濟發展機遇期，在革命委員會擊退了日本在山東的入侵和壓制住了北洋試圖用武力解決地方勢力的念頭後，總算沒有讓中國錯過這個機會。

這三年以來，各地農民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不少城市也投入了大量資金在工業發展上，從而帶動了地方上的經濟發展，許多農村剩餘勞動力因此被城市所吸納，這就極大的緩和了國內的社會矛盾。而經濟發展向來都是消滅革命土壤的良藥，因此流亡海外的社會革命黨人歸國之後就發現，三年之前的那種革命氣氛幾乎已經蕩然無存。

比如陳其美的那些沒有逃出國的老部下，一個個不是做起了生意，就是整天泡在股票行里炒股票，哪怕是接待革命同志的洗塵宴上，不出三句就開始談論起生意經或炒股的技巧來了。

面對這樣的狀況，孫中山是相當痛心疾首的，一度產生了要把黨的總部搬離上海這個腐蝕革命黨人的魔窟之中。甚至於孫中山還有了重新整頓黨內各地組織，恢復更能獲得各地認可的國民黨的名稱。

不提孫中山及其追隨者在上海的舉動，對於徐世昌轉述的袁世凱對曹錕的處置及北洋各官員的投靠示好舉動，革命委員會駐京城的幾名代表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

對於周樹模、張壽增來說，放過曹錕其實不算什麼問題，雖然曹錕所率領的北洋軍已經向革命軍投降了，但是這一仗革命委員會動用的不是武力，而是政治上的分化瓦解，因此北洋軍的基本實力並沒有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對待曹錕過於苛刻有可能在北洋軍將領中留下革命委員會過於苛刻的印象。

如張壽增就主張道；「解決一個曹錕不是問題，但是如何解決其他北洋將領就是一個大問題。曹錕本人在失敗之後還是相當配合的，如果我們連他都容不下，那麼其他的北洋將領會怎麼想？我革命軍自從成軍以來，固然是百戰百勝，但是吳主席說過：打仗終究還是要死人的，因此打仗之前應當算一算帳目，沒有必要的仗，可不打就不打。

特別是在當下直隸大水災的局面下，本次受災人口已經達到了直隸總人口的15%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應當靠攏的不是殺人，而是救人。只有儘快的恢復災區的社會秩序和組織起救災等行動，我們才能讓直隸民眾真正的成為革命委員會和黨的支持者，否則直隸民眾並不會因為我們替他們報了仇而親近我們…」

雖然也有比較激進的代表認為，曹錕兄弟玩忽職守剋扣救災物資，導致永定河中下游潰壩大水淹沒了平原地區，至少多增加了數十萬災民，不把他們加以正法，何以對得住那些無辜受難的群眾。

不過王葆真聽了半天之後還是表態道：「我個人認為，對於本次天災中的人禍確實是需要人出來負責的，但是我認為曹錕並不是那個主要負責人。海河五大水系，2、30年沒有得到維修了，滿清有責任，北京政府同樣有責任，只清算曹錕兄弟顯然也是在避重就輕。

但是現在我們能夠清算滿清和北京政府的責任嗎？顯然是做不到的麼。既然我們能夠同滿清和北京政府妥協，那麼也就沒必要為了一個曹錕去破壞了同北洋團體之間的和平關係。在這個時候撕破臉，受苦的難道是那些北洋官員嗎？不還是那些正在洪水中等著我們去救援的災民麼？

就目前來說，我們根本找不出那麼多人手對直隸各地進行救助災民恢復經濟的工作，我們還是要依賴於北洋政府這個組織，把我們的意志貫徹下去。換句話說，我們當前確實需要他們去工作，維持住災區政府的日常運轉，因為我們沒有能力在短時間內重建直隸各地的政府系統。

當然，我們需要北洋官員的配合，不代表他們可以繼續胡作非為下去。所以我認為放過曹錕沒什麼，但是曹錕必須要退賠那些貪污下去的財產，對於曹錕以下的那些人就不可以輕易放過了，至少也要警誡一下各地的官員，讓他們知道貪污救災物資是什麼下場。

袁世凱能夠保曹錕，難道還能保那些縣長、保長嗎？更何況，袁世凱保住了曹錕，對於我們來說也是有好處的。以今年這樣大的水災來看，我們想要幫助到每個災民其實是不大現實的，北洋政府在這場水災中的拙劣表現和對於貪污救災物資人員的包庇，將會吸引去災民最大的仇恨，從而進一步讓直隸民眾接納我們這些外鄉人。這有什麼不好呢…」

作者的話：思路有些亂，需要理一理。總算知道鴿子是啥意思了，原來文思猶如鴿子，會飛走。今日只有一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