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2/2）

張壽增等人雖然沒有出聲附和王葆真，但也一個個深皺著眉頭，顯然他們的想法和王葆真相去不遠。雖然這裡大多數人因為出身舊衙門的關係，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完全支持共和黨領導下的革命委員會，畢竟革命委員會大力扶持勞工階級的口號，並不符合這些舊知識分子的口味。

不過在對外交涉的問題上，這些被挑選出來的前外交人員，大都還是具有樸素的愛國理念的。在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理念上，大家還是比較欣賞革命委員會想要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強硬立場的，否則他們也就不會留下來為革命委員會服務了。

但是他們並不能理解吳川剛剛表現出來的強硬姿態，畢竟革命委員會之前同中東鐵路管理局之間的涉外關係處理的還是很有靈活性的。而今天吳川在會談中表露出來的對日立場，則幾乎看不到任何柔軟性，簡直就是針鋒相對。

這樣的對話如果刊登在報紙上給國民看，自然是大快人心。但是對於才掌握了兩塊邊疆省份，人口不及關內半省人口的革命委員會來說，和東亞第一個走入列強行列的日本進行外交對抗，這顯然是不大明智的。更何況革命軍下一步行動的地區，就是被列強視為日本勢力範圍的南滿地區，此時同日本交惡無疑就是給革命軍豎立了一大敵。

隨著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召開完成，並推出了建立新國家基本準則的《共和宣言》之後，東北各界對於革命委員會的認同感頓時超過了對於滿清朝廷的認同。就連此前一直聲稱自己只認大清皇帝，不認革命委員會的東北各少數民族和地方勢力派出的代表，也在宣言上簽了字，並表示接受以《共和宣言》為基礎成立的新國家。

《共和宣言》解決了之前關內外人民存在的矛盾和各民族之間的矛盾，以各民族人民聯盟的理念取代了過去維繫於滿清皇統下的國家認同，這可比南方革命黨人的排滿革命大大的前進了一步。如果說排滿革命是否定了滿清皇室對於中國統治的合法性，那麼《共和宣言》則重新建立了新國家成立的基礎。

對於那些反對狹隘的排滿革命的立憲黨人和邊疆少數民族來說，《共和宣言》顯然比排滿革命容易接受，畢竟《共和宣言》除了要打倒皇帝之外，並沒有拆分國家的打算。正因為看到了建立於《共和宣言》基礎上的新國家有可能完全繼承滿清的一切權利，卻又無滿清之弊，東北各界人士才真正算是開始向革命委員會完全靠攏。

張壽增等人才剛剛開始真正接受革命委員會，自然不願意這樣一個新政權因為外交上的失誤而垮台。當然他們不是王葆真，不能如他那樣當面去質問吳川。畢竟王葆真是革命黨，而他們是舊官吏，不能那麼肆無忌憚的去批評一位革命領袖。

不管吳川自己承認或是不承認，自從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完成之後，他已經成為了東北各界所認可的革命領袖，就連立憲黨人和舊官吏們也沒有能在這方面提出質疑的。和他們在南方的同僚們不同，東北的立憲黨人即士紳階層代表並無多少獨立勢力，從始至終都是依附於官府的力量而存在的。

所以當吳川拉起革命委員會打倒了黑龍江、吉林兩省的官方力量之後，立憲黨人就不得不臣服於革命委員會，而不是試圖組織起來同共和黨爭奪革命委員會的領導權。特別是立憲黨勢力較強的奉天省，因為起義聯軍的失敗，導致東三省立憲黨人最後單獨領導一省的機會也失去了，大家便只能和共和黨同舟共濟下去了。

以布爾什維克主義為信仰的共和黨組織要比同盟會嚴密的多，立憲黨人不僅難以拉攏共和黨員，甚至一些開明的立憲黨人也漸漸傾向了共和黨的建國方略。在這樣的局勢下，東北的立憲黨人除了極端反動的一派逃去了大連或關內，其他人都接受了被共和黨所領導。

雖然吳川剛剛在會場內的態度並不符合他們的期望，但是吳川所採取的外交立場卻並無脫離革命委員會設定的立場，因此張壽增等人雖然心存疑慮，卻無法就吳川的態度做出質疑。也只有同為革命黨成員的王葆真，能夠在革命的立場上向吳川進行質疑了。

吳川停下腳步轉身看了看身後英國領事館的小洋樓後，轉而對王葆真說道：「如果我剛剛不對日本領事進行質問，不把矛盾轉變為革命委員會和日本政府之間的矛盾，那麼我們就不用面對領事團一致的外交壓力嗎？」

王葆真一時不能回答，吳川於是接著說道：「革命委員會確實很弱小，弱小到任何一個列強都能對我們隨意的加以干涉。所以我們萬萬不能讓列強內部達成對華一致的原則，那樣革命委員會就失去一切外援的可能。

所以革命委員會的外交立場應當有側重點，只有我們搶先表明了針對某國的立場，列強內部的利益才會分化，某些國家才會試圖在這種衝突中擴大本國的利益。六個人分食一頭羊，何如五人分食一羊一狼，當然如果能夠變成四人分食一羊一狼一虎那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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