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7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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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川在返回軍事委員會駐地的路上，向坐在自己身旁的張雲榮說道：「下車後通知你叔父，請他整理一下革命委員會目前的財政狀況，一個小時之後我要聽他的匯報。另外你再具體說一說，長春那裡究竟是怎麼回事。」

馬車內側著身子就坐的張雲榮馬上回道：「是，一會下車我就打電話給叔父。關於長春那邊，我這裡得到的消息是這樣的…」

如果把時間撥回一個小時之前，也就是23日上午的9時，長春滿鐵附屬地內的車站內也一如往日那般人流如梭。不過在車站廣場的一角，四、五名青年正站在一隻木板箱子上向路人宣傳日人軍警之暴行，要求日本軍警退出中國。

在過去，這樣的街頭演講是不為官府所准許的。而且在朝廷看來，這種街頭演講差不多就是在為革命黨招攬不滿朝廷的同志了，因此不管是演講者還是旁聽者都是有罪的。在這樣的高壓統治下，就算有人在街頭演講，行人也是趕緊避開，以防惹禍上身。

不過在革命黨人解放了長春之後，解放是革命委員會的說法，雖然大多數民眾還不明白解放究竟是個什麼東西。但是在解放之後，他們第一時間感受到的，就是新官府在言論管制上的放開，現在不僅批判朝廷不犯法，就是罵一罵新官府也沒人跑來為難你的。

當然更為民眾所關注的，還是一批青年學生對於打著維護鐵路沿線及附屬地治安駐紮在南滿的日本軍警暴行的揭發。雖然鐵路帶給了東北民眾極大的生活便利，但是鐵路沿線居民被俄、日兩國駐軍欺辱的事件並不在少數。

只是這些案件往往就被朝廷所強行壓制了下去，即便有些案件連地方官員都無法忍受，認為應當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議給出一個交代，但唯恐承擔責任的中樞官員卻並不願意為了幾個小老百姓去觸怒日本，只是一味要求地方官員安撫和彈壓地方。

但是隨著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往東北的大量移民，已經造成了東北民眾和日本移民之間的大量衝突，而日方軍警的袒護，更是讓日本移民肆無忌憚的侵占著當地民眾的土地和商業利益，這也就造成了東北地方的中日矛盾開始超過了中俄矛盾。

畢竟日本入侵的南滿地區是東三省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比之俄國所控制的中東鐵路沿線人口不可同日而言。而在失去了南滿地區之後，黃俄羅斯計劃的破產，使得大量俄國駐軍重新調回了歐俄和中亞地區，北滿地區的俄國殖民者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反而大過了對於當地民眾的財富掠奪，因此中俄之間的民間衝突反而有所緩和。

在這樣的局勢下，對於新帝國主義日本的入侵，東北民眾反而更為警惕和痛恨。朝廷的腐敗無能和地方官員的不斷退讓，使得東北民眾對於北滿爆發的革命事件，一開始其實是採取旁觀態度的。對於朝廷的失望，對於革命的不了解，讓東北民眾只想著關起門來過自己的生活。

只是隨著革命委員會開放了言禁，並開始組織學生和報刊一邊批判封建主義，一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犯下的暴行之後，東北民眾才開始有興趣去了解革命究竟是要革誰的命。認識幾個字的小商人和小市民開始如饑似渴的閱讀起革命委員會開辦的共和日報，從中去了解革命委員會的革命理念。

至於那些不識幾個字的苦力和士兵，則更喜歡聽取學生們面對面的演講。作為一個依靠移民人口快速發展起來的東北地區，教育一直都是東北的弱項。

比如長春地區，在清末實施新政之前，長春不過是為了管制移民在蒙古邊地設置的民廳，這裡沒有八旗兵丁的駐防，也就沒有八旗官學，因此此地的教育也就是幾所士紳投資的書院、義學和傳教士設立的宗教學校。

直到1906年開始實施的新政，加上中東鐵路的開通，才算是建立起了長春地區的新式教育體系。為本地區培養了一批中學畢業生、師範畢業生。19年成立的長春府勸學所，就是管理長春地區城鄉教育之機關。從哪個時候起，本地的教育權力才開始從士紳手中轉入到了政府機構手裡。

中國人對於知識是充滿敬畏的，即便是廢除了科舉制度，底層民眾還是自動的把小學、中學、大學的畢業生比作了秀才、舉人和進士。在過去，這些舊知識分子們掌握了地方的輿論喉舌，就算是朝廷頒發的政策也必須經過他們的解讀，才能讓地方上的百姓接受和理解。

同樣，地方百姓的聲音，也需要這些舊知識分子才能傳達給朝廷，從而給朝廷制定政策時有所考量。故舊知識分子實際上就起了一個中央和地方民眾進行溝通的角色，如果將其制度化就會發現，這是一個類似早期英國地方議員的角色。

只不過在中國的王朝制度下，舊知識分子始終是體制內的一員，而無法進化為一個單獨的牽制皇權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無法促使中國的王朝制度轉向資本主義式的議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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