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4章（2/2）

宣傳部門的地位獲得了極大的提高，從原本只是宣傳黨和革命委員會政策的喉舌，變成了能夠參與制定黨和革命委員會決策的一隻重要力量。

只是宣傳部門過於站在勞工階層說話的傾向，讓一部分出身地主商人家庭的革命者感到了不滿，這些人大多數都參加過同盟會組織，也參加過辛亥革命，大多都是宋教仁的支持者，但是並沒有在關外接受過共和黨的革命教育。

因此他們所追求的革命，是解放自己所處階層的革命，而不是試圖解放勞苦大眾的革命，甚至於有些人是堅決反對解放勞苦大眾的革命的。在吳川看來，這些人就是後世的精分，一邊反對美國人對於中國的打壓和歧視；一邊卻又認為非洲人和印度人是不配和中國人過上一樣的生活的。

這些人想要的革命，就是由自己取代袁世凱的位置，然後讓中國人民繼續做牛做馬。而且他們還認為中國人民應當支持他們取代袁世凱，並為他們的幸福生活流血犧牲。之所以革命委員會還要繼續容忍這些人，實在是同外部環境當中的反革命力量相比，至少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者還是有些進步意識的，如果把他們也一併打倒，共和黨幾乎就沒有什麼可以聯合的力量了。

在對外戰爭掀起的民族情緒中，革命的進步的力量的發展，迫使了這些小資產階級革命者站在了共和黨一邊。而隨著對外戰爭的結束，革命委員會和革命軍隊獲得的空前威望。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受到了教育，開始向更純粹的革命者轉化；而另一部分小資產階級革命者則有所膨脹，試圖藉助當前的大好形勢完成統一國家的民主革命。

這些人的想法很快就轉為了一個激進的政治主張，向北京進軍，打倒袁世凱政權，恢復共和體制。這一主張對於二次革命被鎮壓下去的各地共和主義者來說是頗具吸引力的，也頗能迷惑一些尚不能完全堅定自身階級屬性的革命者。

於是向北京進軍，進攻濟南；和向徐州進軍，懲罰和日本人勾結的辮子軍。就成為了山東革命委員會戰後會議上爭吵的最為激烈的兩個主張。軍隊的代表出於慎重，並沒有在會議上做出明確的表態，但是軍隊代表還是委婉的表示了，戰爭結束後立刻復員對於軍隊來說還是比較困難的。

這場會議連續開了三天，不僅雙方誰也沒有說服誰，就連一直主張服從中央革命委員會命令的恆寶昆也有所動搖了。他最終決定，把會議紀要發給哈爾濱，交由中央革命委員會予以指導。

作為北京方面派出觀察日軍撤離並參加移交膠澳租借地儀式的武官蔡鍔，對於山東革命委員會這種拖拖拉拉的作風感到了不滿。雖然蔡鍔是梁啓超最得意的弟子，但是蔡鍔並不是一個君憲派，他也不是當前軍界最為流行的軍國主義者，而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他反對滿清，是因為清政府已經難以維持下去了；他支持袁世凱，是因為孫文、黃興領導的南京政府並無實力捍衛中國的統一。但是隨著袁世凱廢除責任內閣而代之以超級總統制，日本向山東出兵，而袁世凱卻宣布局外中立後，蔡鍔就已經對袁世凱徹底失望了。

而革命委員會在朝鮮、山東戰場上的對日作戰的勝利，也令梁啓超開始轉向。和康有為死活抱著君主制度不放相比，梁啓超還是要稍稍進步一些的。

但是，他所主張的君憲主義並不是建立起一個完全的資產階級君主國或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試圖捍衛中國傳統鄉紳的權力，也就是寄希望於這些過去的鄉賢能夠主動的去擁抱新時代，從而建立起一個能夠維持傳統社會價值觀念的新國家。

只是他的這種改良主義並沒有獲得傳統鄉紳的青睞，在沒有革命的鐵和火燃燒到這些鄉賢頭上，指望這些傳統鄉紳放棄舊的傳統去主動迎合時代的進步，顯然是痴人說夢。不過在社會輿論界，此時的梁啓超所代表的不失為一隻有影響力的力量。

在日本於山東萊州會戰失利後，梁啓超就已經察覺到革命委員會的力量已經不可抑制，北京政府不管是外交、行政、輿論和軍事上，都處於了下風。雖然革命委員會的政治理念和自己不同，但是如果現在不去接觸革命委員會，那麼等到革命委員會入主北京時，他就要被掃地出門了。

因此梁啓超多次和自己的學生會面，讓蔡鍔去山東觀察革命委員會的行事作風，並和自己另一個弟子蔣百里進行溝通。他希望能夠藉助這種接觸，讓革命委員會能夠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張，哪怕一部分都行。

只不過蔡鍔顯然要比梁啓超走的更遠，梁啓超不過是想讓他同革命委員會進行初步的接觸，但是在見證了日軍撤退的場面和德國人交還膠澳租借地的儀式後，蔡鍔覺得革命委員會應該儘快北上，入主北京贏得天下共主的地位再說。

革命委員會不掌握中樞的威權，也就意味著國內今後還要繼續保持這種形式上的統一和實質上的不統一，失去了威信的北洋政府，恐怕再難以震懾各地的軍閥，接下來各地就將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對於國家和國民來說都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