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1章（1/2）

聽說革命委員會派出了交涉小組到京參加談判後，從日本國內匆匆趕來的全權代表林權助也是鬆了口氣。9月24日井上宅密會之後，大隈內閣便開始全力緩和國內民眾的反支情緒，對支那留日學生、商人進行了嚴密的保護，在報刊輿論上引導國民把憤怒指向了背叛了日本的朝鮮人身上，為日支和談創造條件。

不過政府這種在短時間內對戰爭態度180度的轉彎，同樣是惹起了大多數國民的懷疑，原本只是在小範圍流傳的戰敗消息，現在倒是可以光明正大的在街頭巷尾熱議了。由政友會控制的報紙和一些獨立的報紙輿論開始向政府要求公開正式的闢謠，以安定國民的情緒。

不管是山縣派的官僚還是立憲同志會都沒人願意出來作這種政治自殺式的闢謠，這些對日支交戰情報了解的最多的政治精英們都很清楚，陸軍幾乎已經打不動了。這個時候站出來對國民闢謠，事後不給國民清算是不可能的，這可不是什麼貪污罪，回家吃幾天老米飯又可以復出了。

而陸軍之所以還不肯停下戰爭，不斷的把軍隊送去朝鮮、山東，那是因為陸軍上下都知道不能再打了，可高層卻沒有肯站出來負責的人。

對於一個官僚系統來說，大家都知道的事和自己應當要做的工作這是兩回事。只要自己的上級一天不發話，哪怕就是他知道自己正在做著埋葬日本的蠢事，也不敢自動的停下來，否則他就先要成為組織中的異類了，這是日本人最難以接受的一件事，比讓他們面對死亡還要恐懼。

在這種國民和政府之間互不信任的危急時刻，大隈重信召見了林權助，向他懇切的說道：「日本現在正面臨著比日清、日俄戰爭時更大的危機之中，那個時候國民雖然對於戰爭還有所懷疑，但是日本的軍人還是堅持勝利會屬於自己。

但是今日，軍隊高層已經放棄了戰勝支那軍隊的信心，只是一心想要保住軍隊的榮譽；國民對於政府充滿了不信任，不管政府做什麼都被視為是針對平民的陰謀；而經濟界也認為此時和支那發動戰爭，這是讓日本經濟走向清水寺的開始。

所以日本必須結束這場和支那無謂的戰爭了，當然如何結束這場戰爭也有兩個選擇，一種是以雙方能夠接受的方式結束戰爭，這樣日本和支那就能在停戰後迅速恢復友好提攜的關係，這對於日本和支那都是最好的選擇。

第二種則是以日支關係完全破裂的方式結束戰爭，我們不僅將會失去在支那北方的商業利益，也將令日支陷入長期的對立之中。雖然我國占有海上的優勢，但是支那革命委員會已經表現出了陸上的優勢，也就是說我們和支那將會陷入一種長期的僵持局面。

日支這種長期對立的局面，對於正在開戰的歐洲各方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但是對於我國來說卻是一個災難，除非我們完全放棄朝鮮半島，否則支那人光是支持朝鮮人的反叛就能把日本的血流干。現在北京那位日置益公使完全不明白什麼是外交，所以讓日支關係惡化至此。我現在只能指望你去北京幫助我們挽回這個局面了…」

林權助是被日本政界稱之為伊藤博文之下的「治韓三傑」，另外兩傑是桂太郎和小村壽太郎，同時他也是日本外務省官僚中的核心人物。大隈重信在這個時候啟用他，其實無疑已經否定了此前加藤高明上任以來所主張的獨立的政黨政治。

在加藤上任外相之後被邊緣化的林權助，固然因此有揚眉吐氣的暢快之意，但是一直關注著時局的他也清楚，這趟支那之行可不是什麼輕鬆寫意的觀光之旅。

只是等林權助到了北京之後才發現，他在東京以為的麻煩和在北京實際遇到的麻煩根本就不是一個層次的。在東京時他曾經以為，革命委員會之所以敢和日本發生衝突，肯定是避不開袁世凱在背後的支持的，他不能相信革命委員會這樣一個地方勢力敢在沒有和中央政府做好協調前，擅自和日本這樣一個東亞大國開戰。

然而到了北京之後他才發現，曾經被日本人視為中國唯一強人的袁世凱，實際上已經完全蛻變了。現在的袁世凱就和昔日的李鴻章差不多，心裡只想著兩件事，如何保住手中的權力和考慮自己的身後名聲。

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的舉措，在林權助看來倒是沒有什麼錯誤，對待這樣的人物倒是好辦的很，一邊威脅要打擊他手中的權力，一邊則給與利益上的引誘，那麼袁世凱政府也就不得不隨著日本的外交翩翩起舞了。

只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革命委員會根本不理會北京的指示，甚至連表面上的敷衍都沒有。而缺乏實力的北京政府，也只能對革命委員會來了個默不作聲。在這種中央和地方對立的局勢下，只要革命委員會在戰場上遭遇一兩場失敗，就會陷入被內外夾擊的困境。

可是讓日本人預料不及的是，不管是在朝鮮戰場還是在山東戰場，革命委員會都沒有敗上一場，反倒是搶先挑出來的張勳部隊，在革命委員會的一隻偏師的反擊下被打了個落花流水。

向來以頑固著稱的復辟派張勳，在失敗逃回徐州之後不及謝絕了賓客，躲在自己的宅邸中安心靜養，還向北京輸誠，表示自己從始至終都是擁戴袁大總統的。這場敗仗能夠讓這位僅次於北洋三傑的北洋將領如此垂頭喪氣，就已經讓北洋諸軍喪失了和日本人聯手對付革命委員會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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