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6章（2/2）

1914年中日朝鮮、山東戰爭結束之後，以都成四川成漢高橋本吉、清水留三郎為首的日本議員就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赴日留學生的數量遠超歐美諸國，但是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卻大多成為了反日分子，而前往歐美的中國留學生卻都成為了親歐美分子？」

這些議員質疑文部省對於中國留日學生的教育內容和教育方式問題，並要求對留日的中國學生實施補助金政策，以灌輸日中友好的思想。隨著革命委員會力量的不斷增長，中日貿易數額的急劇增長，日本政府開始對中國留學生的問題加以重視了起來。

但是和過去的滿清時期及南方的中國青年留學選擇不同，革命委員會治下的東北和山東地區，出國留學的規模雖然穩步上升，但是文科方面的留學生數量卻在急劇下降。

而過去前往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卻主要以文法政三科為主，日本和中國畢竟是一水之隔的鄰居，日本文化又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因此對於那些外語成績不大好的中國留學生來說，選擇日本留學不僅便宜也容易適應環境。

何況中國留學生想要學習的西方法律和政治，日本都已經進行了第一次轉化，和自己跑去歐美重頭摸索不同，在日本學習西方的法律、政治，只要在日本人歸納出來的體系下按部就班的吸納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擔心學無所成。

當然，這也導致了在日本留學的法政科學生往往被英美留學生所看不起，認為他們不過是在拙劣的盜版者那裡再次盜版，絲毫沒有研究歐美法律、政治真諦的決心和信念。簡單的說，在這些英美留學生看來，到日本學習法律和政治的只有兩種人，要麼是想要拿一張文憑回去當官，要麼就是借著留學名義去日本搞革命的，都不是想搞正經學問的。

至於理工科方面，日本帝國大學雖然還算不錯，但是和歐美相比就差遠了，就連歐洲的幾個小國，在理工科的教育上也是遠遠超過日本的。因此革命委員會所統治下的區域內，在戰爭爆發之前首選是去德國和美國留學，戰爭爆發後則大多選擇了前往美國留學。

革命委員會治下的這種留學傾向，自然是讓日本的政治精英們難以接受的。在經歷了1916年的天津租界事件之後，各國政府都已經相當明確的了解，假如說有這樣一個政治勢力能夠統一中國的話，那麼必然是共和黨所領導的革命委員會。

雖然各國都在努力著試圖拖延革命委員會統一中國的進程，但是各國同樣做著兩手準備，試圖在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內部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改變一個成年人的世界觀很難，但是對一個世界觀尚未成型的年輕人進行文化上的影響卻要容易的多。

就如同美國人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辦學，事實上在民國之前是中國多支出的退款，民國以後美國政府才真正的退回賠款加大了對於中國教育的援助。其他各國也在紛紛效仿美國，用庚子賠款在中國培養親近自己的年輕人。

但是對於日本來說，不管他們怎麼優待中國的年輕人，革命委員會治下的年輕學生都不會把日本當成首選之地，這也就意味著日本在一二十年之後，將會失去對於中國頂層的政治影響力。

於是，旅順工科大學，這座原本日本政府不太重視的海外大學，開始獲得了日本文部省和日本財閥的大力援助，畢竟這所大學就在中國的土地上，對於那些家境不太好的東北、山東學生來說，確實是一個性價比較高的選擇。

在這樣的扶持之下，1917年旅順工科大學的入學生中，中國學生第一次超過了日本學生。本年度中國學生的入學人數259人，日本學生245人。

剛剛上任的王永江第一次和關東廳長官林權助會晤，就是要求進一步擴大旅順工科大學的規模，並提高學校中的中國講師數量。林權助是本年三月上任的，外務省出身的他被調任關東廳長官，意味著外務省同革命委員會交涉事務中的話語權在上升。

林權助也清楚原敬及海軍省同革命委員會達成的協議，王永江所領導的辦公室，實際上就是同關東廳逐步交接權力和制定雙方在各方面妥協政策的革命委員會負責機關。顯然對方是想先從教育方面入手，他自然不會不給予配合，但是也不打算讓王永江奪取對於旅順工科大學的控制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