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三章 懲前毖後（2/2）

張國彪在事發之前，也曾經義正言辭地講述自己在獄中是如何的英勇不屈，但事實卻又是如何呢？連他這樣一個高級幹部都出現了如此嚴重的問題，豈不是說我們中間還有更多類似的案例？

疑心一起，就很難再收得回來了，我估計現在有擴大化想法的同志只多不少，甚至很可能已經有人把屠刀準備好了，可出刀容易收刀難，最後死在那些屠刀下的同志，又會有多少是真的該死，有多少是無辜被害？」

說著說著，伍翔宇的臉色就變得凝重起來，對於那些真正的背叛者，其實伍翔宇並不擔心，歷史必將證明他們是錯誤的，「未來」的張國彪在加拿大的養老院裡活活凍死，如今這人的下場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但是，某個別的壞人控制了「正確」的理論和制度後，偽裝得比誰都「左」，以革命的名義鎮壓和迫害真正的革命者，這才是革命最大的危害，也是縱觀整個革命史都未能深入思考和妥善解決的問題。

革命政權經常被「壞人」控制和篡奪，要如何避免類似的悲劇發生，兩個月前，在程剛將這個問題提出之後，李潤石和伍翔宇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簡單的殺人肯定是不能解決的，甚至還可能使得局面更加惡化，斃一個張國彪很簡單，但斃完之後的擴大化才是最難理清的難題。

「不至於，不至於…」瞿求柏的臉色變得比伍翔宇還要凝重，本來就布滿病態的臉，現在更是沉得快要滴出水了，雖然嘴上說著否定的話，但他卻不得不承認，自己之前其實也有過類似的想法。

「翔宇，既然你說了這麼多，肯定有自己的想法，現在就不要賣關子了，先跟我說說吧。」瞿求柏用希冀的眼光看著伍翔宇說道。

「我是這樣想的，對於每一個入黨的黨員，我們都會有一個要求，那就是『永不叛黨』，但是如果出現了叛黨的情況，我們應該如何處置，卻很少有人討論過這事。

再進一步講，哪些情況屬於叛黨，又分別對應怎樣的懲罰，以及那些存在疑點的同志應該如何對待，要如何避免決策者犯下自由心證的錯誤，我覺得都應該講清楚才是。

具體到張國彪身上，他在獄中出賣組織是一個錯誤，出獄之後沒有及時向組織坦白又是一個錯誤，這些我們都必須施以懲罰，但如果同時有兩個人都承受不住嚴刑拷打，一個出來後及時向組織匯報，一個選擇繼續隱瞞，我們應該用同樣的辦法來處置他們嗎？

另外，這次如果沒有我最後拿出的證據，大家哪怕再相信我，也不會就憤然決定要殺掉張國彪，這種謹慎的態度我覺得很好，但據我所知，在組織中因為個別的指責，而直接殺人的例子並不在少數，這也是我們還不夠成熟的標誌。」

「你說得很有道理。」瞿求柏點點頭，但又無奈地感嘆了一聲，「可要解決這些問題，恐怕沒有那麼容易啊。」

「是的，最關鍵的是，我們很多同志，還存在著不少缺乏實踐經驗，又喜歡上綱上線的毛病，這點哪怕在你我身上都有存在。

再說到張國彪，居所所知，他進入北平大學時的動機與抱負其實與普通人一樣，只是按照傳統的『學而優則仕』，為個人混個好前景罷了，與革命、運動之類的全不搭界。

張國彪後來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熱心參與組建GC黨，固然出於青年人的愛國熱情，追求真理追求進步，另一方面也是那時候的大氣候使然，身不由已被形勢推著走，被社會大潮裹攜不得已而為之。

新潮流也是實現個人『自我』，實現『人生價值』的難得機遇，這也非常迎合青年人的叛逆特徵，張國彪初期的輝煌，正是上述這些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所以這樣的同志，熱血有餘，能力也不錯，卻經不起風雨，我還記得張泰雷同志與我說過一個故事，有一天，張國彪和其他同志正在一個地方開會，忽然聽到有斷斷續續的槍聲。

大家都發覺情況有變化，正要派人去看看，張國彪說：『我去，你們等著，我就回來。』說著，他就走出去了，五分鐘過去了，一刻鐘過去了，還不見他回來，大家都急於要知道街上的情況。

結果一出門，就見一隊反動軍隊，手上端著槍，遠遠的從街那頭跑來。幸而靠房子旁邊就是一條狹巷，就趕快從那條狹巷逃走了』。

張泰雷在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還憤憤不平的補充：『只差一分鐘，我們就完蛋了』。

像張國彪這樣發現危險只顧自己逃命，把同志扔在腦後的情況，如果他是從基層做起的，你覺得他還可能被抬上這麼高的位置嗎？

從這點看，我們在培養人才幹部的方式上就存在很大的問題，如果這個不解決，哪怕殺再多的所謂叛徒，那也只會是無濟於事，甚至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