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兩百九十七章 五等？（2/2）

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的李傑，遠比這個時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興則國興。

放眼當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躍於朝堂之上的官員，都是傳統教育下的文人，雖然其中不乏聰明的，能夠領會自己意圖的。

但有些思想，難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輕武、重儒輕法、重農輕商等等。

在士大夫眼中，商業，不過是為國取稅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輕義，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觀）

言歸正傳。

故此，在李傑看來，未來一二十年的時間，都是一個過渡階段。

在新學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官員，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當然。

舊有體系下的官員，也具備改造價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歷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然而，現在的范仲淹卻覺得，明體達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實務，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還在策問中大膽寫到，章句、註疏之學，儼然走錯了路。

】

真正的儒學，當是古為今用，為我所需。

此時，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絲『六經注我』的傾向。

何謂六經注我？

此話源自於心學大家陸九淵。

【或問先生，何不著書？

對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這也是經書解讀的兩大派系。

我注六經，重點在於『六經』，『我』必須要一字一句的解讀聖賢書中的本意，不允許偏離，也不能牽強附會。

訓詁之學，便是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經注我』的重點則是在於『我』，即六經只是『我』表達觀點的參照物。

理學大家朱熹，就是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編寫的種種註疏，不知夾帶了多少個人私活，聖賢書，只是他表達思想的工具。

聖賢書中的本義，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當下，或者說『我』的觀點。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這麼做的。

王安石為了推行變法，直接編了一套《三經新義》，並且將其指定為唯一科舉用書。

所有考生都要學習《三經新義》，答題也要以此為準。

先占領理論高地，讓所有有志於科舉的士子，全都學習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來，日後科舉入仕的官員，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種意義上，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經新義》的影響。

聖賢本意，我不管！

以我為準，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時間緩緩流逝，翻到最後，李傑發現眾考官只給范仲淹評了一個五等，堪堪過線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簡在帝心，怕是連五等都難。

想了想，李傑提起硃筆，直接批改了眾考官的意見。

此策，最低也是個三等。

若不是考慮到前兩等不授人，李傑甚至打算評個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