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一章 條鞭（2/2）

其次，「鄉紳一體納糧」主要是在朝廷管理效能低下的情況下，用一刀切的方式收稅。這與朱翊鈞將來用免稅手段調節社會管理的目的相悖。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時空的一條鞭法其實已經比原時空進步——士人的免稅是以退稅的形式實現的，也就是他們先交了賦稅，然後朝廷按照其免稅額度予以返還。

從表面上看來，這種政策好像是脫褲子放屁，本時空除了王國光等寥寥幾人外，幾乎沒人看得懂這是什麼神操作——好像除了增加基層工作量之外，沒有什麼用處。

但稅務處長出身的朱翊鈞深知，這絕非多此一舉。先交稅後退稅的政策，最主要的功能是將「賦稅人人平等」這一概念深入人心，讓所有人都養成交稅的習慣；其次，將來隨著財政鬆緊變化，可以隨時調整退稅的範圍和稅率。到那時候，這些退稅過程中留下的數據和資料，將極大的減輕新稅徵收的工作量。

再次，「鄉紳一體納糧」還是雍正在康熙「永不加賦」這一所謂「仁政」的基礎上，將口賦併入田畝的一種稅收政策——這將給工商業乃至城市化發展起來後，個人所得稅的徵收帶來極大的阻力。

最後一條，丁口賦的收繳，也保護了清丈和編戶的成果——使全國性的人口統計變成了常態化的工作，有利於朝廷施政。

因上述原因，朱翊鈞權衡再三，並與內閣詳細分析研討之後，新出台的一條鞭法並未跨到「鄉紳一體納糧」——不過是「實事求是」使然耳。

原時空條鞭法推行過程中，江南小民蒙其利，多以為此乃善政。而在北方，一條鞭法的推行過程中因為貨幣投放量和流通雙不足，反而在局部地區變成了惡法。

北方農民在繳稅季集中賣糧，因為糧食市場不如南方發達，造成了「錢貴糧賤」的情況，極大的增加了他們賦稅負擔。而且原時空北方吏治敗壞甚於南方，導致在徵稅過程中，地方官濫增「火耗」，也變相加重了賦稅。

在本時空，朱翊鈞和張居正等人在推出一條鞭法時，有意識的在朝廷南北和邊地都選擇了很多州府進行試點，較為充分的暴露出了問題。

同時，朱翊鈞所布局的工業聯合體，因為礦產資源的關係，其生產環節放在北方居多，進而強化了帝國北方的市場經濟，變相增加了帝國北方的貨幣投放量。

更因為本時空發生了「李朝斗跳河救母」事件，財政狀況相對較好的朝廷大幅增加了京官的俸祿，進而將大量白銀投入了北方的流通環節，客觀上緩解了「錢荒」。

至於散碎銀兩熔為官銀過程中的火耗問題，朱翊鈞則直接把雍正皇帝的「火耗歸公」抄了過來。

在萬曆五年的時候，朝廷給京官大規模加俸祿就導致了很多地方官的不滿——我們幹著基層最苦最累的活兒，升官比京官還慢，如今工資還差一大截子，這不是逼著我們貪污嗎？

然而當時的朝廷確實無法支撐給全天下官員加俸，只照顧京官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否則再來兩個李朝斗那樣的，皇帝的臉還要不要了。

但不給地方官加俸祿，潛台詞其實是地方官有來錢的道兒，他們不需要加俸——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好的導向。但在未實行條鞭法之前，朝廷也不可能再給小民加稅用以養廉，因此這兩年這事兒就一直拖著。

條鞭法試點後，有些地方官利用火耗上下其手，部分比較黑心的竟然收到到三成，屬地民眾的賦稅反而加重了。但試點麼——本就是要充分暴露問題的。

因此伴隨著條鞭法全面推開實行的，還有後世雍正皇帝的「火耗歸公和養廉銀」政策。經過大量的數據統計，試點州府因為白銀質量的不同，火耗平均成本為三分。於是朝廷明令規定火耗為百分之十三，多加一分即以「貪贓」論罪。

所有火耗均由布政司統一收繳，造冊之後統一向下發放。詔旨上說：「與其州縣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

這種制度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是直接增加了地方財稅收入，提高了地方應對災害的應對能力；其次確定了俸祿和養廉銀相結合的收入制度，將地方原來的橫徵暴斂，隨意加賦的自由裁量權取消，灰色收入轉為明面上的補貼，降低了腐敗風險。再次，統一規定了火耗標準，也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將火耗歸於布政司還帶了一個好處，是增加了省級地方政府對下級的掌控力。按照當初鹽政改革的設計，售鹽區的劃定是以縣為單位的。這政策直接造成了縣富而府、省窮的局面，不利於省、府兩級對縣治的掌控。

如今火耗歸省支配，朝廷允許布政司出台本省的養廉銀髮放標準，對於各省因地制宜的治理增加了一個強有力的抓手。

而養廉銀的發放，反過來又拉大了地方官與京官的收入差距——以萬曆八年年底，侍從室出身的四川巡撫王廷贍為例，其養廉銀高達五千五百兩，接近其年俸的十倍。

京官雖然眼饞這高收入，但並不十分羨慕。因為此際朝廷的政體改革還沒有深入，地方官的幕僚等人員都需要官員個人給開工資，因此養廉銀暫時還不能造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