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四一零 一個請求（1/2）
如果三個人決定讓一個熱那亞人來擔任科西嘉的總督，那意味著國聯總部設立在科西嘉島這件事會處於進退兩難的地步，因為到時候，科西嘉的百姓只會覺得，這是五大國的意思，從而會給設立在這裡的國聯造成諸多不好的影響，就算國聯仍然可以在這裡紮根，仍然會如芒在背，想要過的舒服，那是難上加難了。
而一如三個人預料的那樣，傲慢且浮誇的葡萄牙國王若昂五世欣然接受了科西嘉人的邀請，他派遣了自己的一位宮廷侍臣擔任科西嘉的總督，並且承諾，會在科西嘉建立學校、醫院、教堂，建立賑濟體系，而這一系列的承諾，意味著若昂五世許下了價值一百萬帝國銀元的承諾。
顯然，五大國乃至其他國家都沒有這種賠本賺吆喝的『覺悟』，政治態度相對中立的葡萄牙人也順利成為了科西嘉的總督。
這意味著，國聯正式創立的最後一個小麻煩也得以解決，國聯建立之事，就此畫上了一個句號。
雖然從後世角度來講，國聯的創立並未解決什麼大的國際爭端問題，強國大國之間的競爭仍然此起彼伏，就連世界大戰也沒有因為國聯而避免，但國聯的建立，仍然是現代國際外交關係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只不過，在國聯建立之後，有識之士也明白，國聯並非是解決世界爭端的終極辦法，有了國聯，世界並非有什麼實質性的進步，但國聯的建立，仍然被視為世界緊張局勢緩和的一個標誌。
後世普遍把國聯的建立視為帝國大擴張時代結束的標誌，裕王時代用武力橫掃不服，布局全球的時代終於結束了，帝國參與創立國聯，並且加入國聯，都標誌著，這個強盛的世界大國願以相對和平友好的方式解決與其他國家的爭端，世界也由此進入了一段相對和平的時期。
類似於與東方中國發生直接戰爭，或者全歐洲大戰這種大規模的戰爭在以後很長時間裡沒有發生，各國都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階段。而國聯建立，也意味著帝國的實力達到了一個頂點。當然，這個實力指的是相對實力，在此之後，帝國的實力仍然在增長，只不過競爭對手也隨之崛起，雙方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
柏林。
威廉王儲坐在火車上，放下了窗簾，卻擋不住外面的嘈雜的聲音，他的臉色有些難看。
而在他對面，李昭譽則是饒有興致的看著外面，說道：「幾年前，也應該是這群人在柏林城外吧，只不過他們做的事不同了，手裡的東西也不同了，威廉，我聽說那個時候的你，意氣風發.......。
厚禮蟹！」
李昭譽原本打趣威廉，但隨之一個臭雞蛋砸在了車窗上，如果不是隔著玻璃，肯定要打他一身。
李昭譽此次出訪歐洲，在葡萄牙的里斯本渡過了浮華且無聊的五天，那五天時間，李昭譽參加各種舞會，發表各種演講，把外交場上沒有營養的語言中，正面的那一半說了遍，只為了表達帝國對葡萄牙的善意。
而李昭譽計劃繞著歐洲海岸線，再去法國、荷蘭、英國，然後進入波羅地海訪問瑞典和普魯士，但李昭譽現在是以親王規格訪問，這種規格的訪問意味著西歐諸國一時間無法接待，這迫使李昭譽被迫改變計劃。
幸運的是，威廉王儲結束了國聯會議之旅，返回普魯士，以二人的交情，以兩國之間的友好，李昭譽得以先前往普魯士，而不是繼續留在葡萄牙蹉跎歲月。
這個時候，柏林已經擁有了鐵路，下了船，李昭譽和王儲二人坐專列去柏林，而普魯士國王聽說後，準備在車站迎接，還準備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就在李昭譽抱怨自己要把在葡萄牙說的那些話再說一遍的時候，意外讓所有的迎接計劃打斷了。
柏林發生了工人運動，遊行示威、暴力活動、占領道路和車站，一半的工人參與了這次運動，起因是鼠疫導致的戒嚴和工資水平下降。
李昭譽打趣威廉王儲，是因為幾年前他經歷過這樣的盛況，那時普魯士與盟國一起戰勝了法國，而且在國內大興工業化，成為了歐洲經濟發展中的一顆明珠，猶太資本的進入，讓柏林工業快速發展，數千工人云集在城外，迎接國王和王儲的回歸。
這一次，仍然有數千工人，只不過是在抗議。
「我只希望，您不要參與這件事。」威廉沉聲說道。
工人們來到車站，是有組織的，就是知道李昭譽這位中國使者到來，他們想要靠這件事擴大影響。工人們更希望李昭譽能在媒體或者普魯士的政壇說些什麼，不僅因為他的地位，還因為帝國在工人們眼裡，是一個典範。
雖然帝國的工人也是不是發起一些運動，但毫無疑問的是，帝國的福利制度和工人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人通過工會，已經成為了帝國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這被歐洲的工人視為學習的對象。
帝國的工人運動，工人們的思想是：我們要求的，是我們應得的。
歐洲的工人運動，工人們的思想是：中國工人有的，我們也要有。
顯然，這群工人想得到李昭譽的支持，但這是不現實的。李昭譽說：「我們不會幹涉別國內政，尤其是普魯士的。只不過威廉，我希望你明白，我們做到的，你們也可以做到。」
「我也希望那樣做，但很難。政治從來不因為一個人的意志轉移。」威廉頗為感慨。
李昭譽所說的，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帝國皇室與工人們的合作，這是當今皇帝李君華的政治成果，與工人在內的普通百姓合作，對抗資產階級的權力擴張。
很顯然，別的國家也能效仿，尤其是普魯士，但威廉清楚，兩國的皇室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
兩國皇室都是貴族，但區別在於，帝國皇室只是披著貴族的外衣，而且是剛剛披上貴族的外衣，在皇室之中，尤其是核心皇室成員中，人分貴賤，尊卑有序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皇室子弟，認為他本人比普通百姓天生高一等，那他就根本到不了權力的核心。
但這種尊卑貴賤，在霍亨索倫家族這類歐洲貴族那裡，則是根深蒂固的。
李明勛雖然稱帝，但對子孫後代的教育中，從來都會說明，皇帝並非是必然存在的，早早晚晚，這種特權會被時代所拋棄，所以帝國的皇室永遠處於居安思危的狀態。
而霍亨索倫家族根本沒有這種危機感。
當然，這些都是表象，本質上兩國的區別在於皇室與資產階級的關係，帝國皇室一直把資產階級視為政治上的敵人，經濟上的朋友。永遠警惕資產階級的奪權，卻扶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但包括普魯士在內，歐洲的貴族與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是同流合污狀態。
李昭譽點點頭，對威廉王儲說：「答應我一件事，我在普魯士只會待十天到十五天，別在這段時間殺人，不然，我也會很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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