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0章 權謀本就樸實無華（1/2）

有心人曾做過統計，洪武朝四大案前後獲罪論死者恐怕達十萬眾。

若說胡惟庸案和藍玉案主要觸及的是開國功臣，是太祖要削相權、強皇權、保江山承繼穩定，所涉普通人家不多。那麼戶部侍郎郭桓貪污及空印案則牽涉到大量的地方官府普通官員及地方富戶，太祖打擊地方豪強的意圖不問自明。

因郭桓案，記帳用大寫壹貳叄肆這些大寫數字的傳統誕生；說郭桓貪污所得「檄贓所寄借遍天下」，因此「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兩百多年後，表面是因為「刺儲案」，實際則是因為新錢法，整個大明安逸了多年的文人官紳們再度回想起老朱家的手腕。

不同的是，這回更像是一次精準打擊：涉及地域範圍相當之廣，但所涉及的人家不至於「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且大多數都是因為民間新舊官司不斷深挖。

每個縣州大抵都只辦了三五家，打擊面不算太大。以每個縣州有專門的法院和治安署這種配置，工作量也不算太大。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跟完成任務指標似的。

可大明一共有多少個縣州？

一千餘個縣州加起來，泰昌十九年這場大殺特殺一樣有了過萬論死之人，罰銀罰役乃至充邊充藩的人數過了十萬。

袁可立他們已經到了江寧省，下一步還要去最後一站的浙江。

泰昌二十年新年開始，《學用》朝報全文刊載《御極二十載：民授秉國皇帝筆談治學治國》。

朝報針對的是官吏、士紳。

與此同時，還有制旨及宰執令將張告天下，直至鄉里。

「……民授秉國？」

這是大明第一份不以「奉天承運皇帝」開頭的聖旨。

在北京城裡，「倖存」的舉子、進士不少。

由於沒被牽連，他們得以一直留在京城。泰昌十九年對有些官紳人家來說是血色之年，對他們來說則是「巨考」之年。會試、恩科、國試……一場場考試下來，又恰逢一樁樁案子辦下來，他們雖在候缺，卻也只用等進賢院排定他們所授官職，開春後去赴任。

這其中的佼佼者，便是泰昌十九年經史人文科的狀元陳子壯。他字集生，而後又在專門針對去年新科進士及在京六品以下事務官的制科中脫穎而出。

他們這批人都是要委以重用的。說白了，此刻仍未授職而是在同政大學院進修，那就是朱常洛所選的一批青年「同黨」。

饒是已經在同政學院裡聽皇帝講了不少理念，此刻新春之際往來的幾人仍被這聖旨抬頭所震驚。

「集生兄，這是地動山搖的大事啊。」

陳子壯點了點頭：「殿試策問朝廷優免士紳所為何，制科問何以贈民利更富國之財計。陛下學究天人，這回是真把民為貴抬到尤重於天了。」

「開宗明義。諸位看這句：『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蘊天命時運。大明之民心，非出自數家數姓，乃百業萬民之整體、黎庶蒼生所合力。』這是要辨明萬民之中誰為病害啊。」

他們既然能「倖存」，至少不是地方上聲名過於狼藉之出身。

此刻，他們從這句話里咂摸出了小病與重症之別。

什麼是民，歷來私下裡的真實看法其實會反映出不同人的立場。

現在有人繼續問陳子壯：「集生兄，去年局勢，令尊可有什麼言語？」

「……家父先知長興，後知嘉興，如今督學浙江，只說仁善之政莫過於當朝。」

陳子壯屬於泰昌朝的「官二代」，沙貝陳氏也是廣州府南海縣赫赫有名的書香世家。

他的曾祖陳紹儒是嘉靖十七年的進士，最後官至工部尚書。他的父親則是泰昌七年的進士，後來接了舒柏卿的班先做長興知縣，又任長興知府。

如今陳子壯更是高中狀元，制科出彩。沙貝陳氏「一門七進士，四代五鄉賢」的含金量更高了。

其他不論，至少他父親陳韶儒作為第一次分了自然格物和經史人文科的進士，他的伯父一樣因為泰昌朝舉人出仕的上限更高而走得順利，沙貝陳氏至少是新朝科考及衙署改制的受益者。

如今他們家是大明官紳大家之中率先轉型的，並且乘上了設南都、興海貿的東風。

江南更為保守傳統，顯而易見的便是近年來數科之中江南出身的進士比例有降低趨勢。

譬如北方和廣東福建便開始出現大量以自然格物而登科的進士。在過去科考治五經方面遜色江南士子一籌，他們也更加願意從格物致知論出發占據經史人文科新的生態位。

這一世的陳子壯不必再有「嶺南三忠」之一的名聲，卻又有了更高的起點。

一句「仁善之政莫過於當朝」，這就概括了他父親對如今形勢最準確的態度：跟著陛下走就完事了。

陳子壯看著朝報，目光灼灼：「相較而言，我倒更讚嘆於這一句：『民心所向授朕秉國，神器曰祀曰戎。祀天地祀祖宗，所求者無非萬民子孫安康富庶。又以子弟為將卒、賦稅資兵備糧餉，所求者無非御外敵平內亂。天子秉神器之重，則弔民伐罪。臣民敬神器之威，宜先公後私。神器為私器，民心則不存，國恆亡。』諸位以為，這一句是要說什麼？」

「……若從格物致知論來看，聖天子這是自除天命，以凡人心性與天下士紳計較了。天人感應……呵！」

若非如今是泰昌二十年，他們又是得到皇帝認可的行進，這樣的話是萬不敢說的。

毫無疑問，今上是歷來絕無僅有的皇帝。天人感應固然用民心影響天道、災異遣告天子的方式限制和規劃了天子，但也從此讓天子有了一個神聖的面紗、穩定的法統來源——最主要的是，只要玩這一套，自有無數大儒幫你念經。

可現在皇帝把「奉天承運」四字都改了，直接點，別民心先影響天再告誡天子，民心就直接授權天子，遵奉擁戴所為的便是萬民私利凝聚成的公義，為此還把最暴力的兵權授予了皇帝，「弔民伐罪」。

而若神器為私器，不論是皇帝自己拿來作為私器享樂，還是輔佐皇帝的群臣拿來謀私利，都會損害全體黎庶蒼生的公義。

就差把皇帝以神器為私器謀利則失去法統權威明說了。

這自然是自己揭掉了君權天授的神聖面紗，反而把秉持公義作為了皇帝的職責。

問題是，沒有皇帝不想繼續做皇帝。順著這個邏輯，如果有人阻礙皇帝繼續獲得這種法統的權威性，那不就相當於謀反？

因此這人才說皇帝是要與凡人心性與天下士紳計較——僅從過去這些年的情況來看，皇帝無非認為許多官紳在把神器變為私器，以權柄或優待而大謀私利，「損不足而補有餘」。

「天下臣民須謹記，國之本質，乃以兵止戈、以暴致治。朝廷施政，以道德求其上，以律例戒其中，以殺伐保其下。如此秩序井然，萬民不致有亂世草芥之憂，方得繁衍生息，漸趨大同治世。朕謂大同治世，其要有一條，曰皇帝犯法亦有罪！如此則君臣萬民同謹肅，可保其中，可得其上！」

年輕的進士們心裡怦怦跳。

外儒內法，歷來也不言自明。然從始至終，最多也只有「太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君，始終是超然的。法是君主之法，儒也是忠君之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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