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2章 廣東之富（2/2）
這人和徐霞客倒有點像，喜好旅遊，也寫了不少遊記，匯聚成一個《賢博編》。在這之中，有一篇《游嶺南記》，對廣州大誇不已。
其中就有一句感慨：廣城貨物市與外江人，有弊惡者，五七日持來皆易與之，非若蘇杭間轉身即不認矣。
一時之間，廣州民風淳樸、商人極講信譽，與蘇杭奸商轉身不認帳的形象形成了鮮明對比。
而且，更是說到「廣城人家大小俱有生意，人柔和，物價平，不但地產如銅錫俱去自外江，制為器，若吳中非倍利不鬻者，廣城人得一二分息成市矣。以故商賈聚集，兼有夷市，貨物堆積，行人肩相擊，雖小巷亦喧填，固不減吳閶門、杭清河一帶也。」
意思是廣州做生意的普及程度遠勝蘇杭，風格也是主打一個貨物多樣、薄利多銷，並不像吳中那邊追求暴利。
譬如說花市。每天城門一開，第一批入城的竟是販賣鮮花的花農。
「花數百擔，每日豬肉就要五六千頭，還有魚、禽……」劉宗周說著，「幾乎家家做買賣，因而家家也都願買用，終歸就是互相幫襯，又因為市舶司既在此，日子便有盼頭。」
解經傅點著頭：「我明白你的意思。廣州府分出數縣為南都之地這件事還算能辦，你愁的是市舶司移去南都，廣州府民生因此凋敝。」
「正是！」劉宗周鄭重地端著杯，「仲說兄教我！」
和東都不同，東都的設立本身就是要破除南京在南直隸絕對核心的局面，形成新的利益格局分化江南官紳。
南都是出於將來對南洋諸國、西洋諸國的戰略考慮，但既然離廣州如此之近，勢必要影響廣州府的未來。
這種影響里，廣州府的大商富戶們倒還好說，無非都去南都發展罷了。但是廣州府許多的小門小戶、普通百姓，卻不可能盡數去南都，他們本來也只能就近喝點廣州府商貿興盛的湯。
解經傅笑了起來：「起東治新學頗有心得，當知凡事皆有兩面。此事於廣東固有危急，卻也是機緣。南都既設，將來海貿規模遠勝如今。要售往海外之貨物，難道只能盡數從各地運來？況且，朝廷規劃直道，前幾年又大修靈渠。廣州緊鄰南都，難道還愁將來生計？再說了，南都以海貿為主，並無多少田土可耕種。即便只是供南都所需，整個廣州府都不知道有多少生意可做。」
劉宗周默默思索著，緩緩點了點頭，隨後又嘆道：「我明白仲說兄的意思。自商轉工，殊為不易……」
「何談不易？」解經傅反倒不是挺認可，「我看那高第街，棉布、蕉布、葛布、苧布……應有盡有；金器珠飾，能工巧匠亦數不勝數。廣鍋天下聞名，茶葉獨樹一幟。起東，兩廣多山，良田不算多。蘇杭重絲綢，廣商大可另闢蹊徑嘛。再有，南都畢竟離南洋更近，想做南洋生意的，大多還是專到廣東吧？那南都里，可只允外藩及官商、特允海商在那裡，廣州中轉之便利，仍舊不失。」
他頓了頓之後又說道：「況且，南洋艦隊雖設於濠鏡澳，但有廣船的底子，軍艦造辦廠是要設在此處的，並配軍工園。」
劉宗周大喜：「當真？」
「豈能有假？」解經傅笑道，「這海貿博覽會，為何要在廣州辦？你之所急，陛下心裡也清楚。」
說到這裡，他十分感慨：「世人只知江南之富，殊不知廣東已大有富庶氣象。過去不以商稅為重，廣東一年不過稅銀十萬餘兩。厲行商稅後，諸省稅銀之增長，以廣東為最，足足多了十倍有餘。今後嘛，廣東固然不能天高皇帝遠了，但陛下南巡到廣東，正是要再助廣東更進一步。因此，你不必愁。」
「陛下聖慮周全，是我杞人憂天了！」劉宗周多日來的擔憂終於得以緩解，「既如此，一心籌備，迎候御駕便是！」
自從皇帝在南京對重臣們先說、後來又隱秘流傳的消息到達廣東之後，對於這裡即將出現一個南都，廣東尤其是廣州府的官紳富戶們就不太坐得住了。
知道的信息太少，當然會產生憂慮。
解經傅不同，他知道得更多。樞密院雖然不涉及民政，但這個南都既是將來可能最大的海貿門戶，也是大明海師最重要的一個前線基地。規劃時，皇帝自然與樞密院透過很多底。
今天是舊友私下交談，劉宗周說都是一心為國為民，解經傅所說都是助他，並不涉及私人權位得失。
當然，皇帝和朝廷能派劉宗周到廣州來，當然是要給他幫助的，這才是解經傅願意對他說這些的主要原因。
他現在不說，皇帝到了廣州之後也會對他說。
對劉宗周這個耽擱了幾年的人來說，如果能夠在面聖時有更多準備，當然不能再好了。
於是劉宗周十分誠心地感謝著解經傅的提前解惑，再之後就只是閒談。
他這場家宴，廣州府內自然不知多少人在關注著。
其中就有沈一貫的兒子沈泰鴻。
提舉廣東市舶司多年，他作為沈一貫的兒子，消息渠道遠比其他人廣。
現在他也面對著諸多憂慮不安卻又不得去陪飲、因此跑到他這邊來的廣東地方官。
「諸位，御駕將臨，廣州能承辦大典、為陛下賀萬壽，這還有什麼可擔憂的？」沈泰鴻勸他們回去，「厲行商稅後，廣東殊為忠謹。市舶司在內，稅銀數年間加起來漲了十倍有餘，廣東上下自然有功無過。」
「……就怕朝廷以為廣東是太富庶了，這要翻往年舊帳……」
沈泰鴻在這裡呆的時間長了，和他們的交情都不算淺，因此話也能說得深入些。
「往年故事，又豈會深究？如何深究？只要泰昌朝以來廣東忠謹，就不需多慮，都回去吧。」
沈泰鴻是蘇州人，他自然知道其中區別。
廣東文教和江南還是差著檔次，過去的基礎也薄弱得多。雖然嘉靖年間一度成為僅存的市舶司因而財源滾滾，但從商在大明的地位低。廣東商風之誠心、民風之淳樸，都只是因為如今才到達這種富庶程度不久。族中子弟能入官場者、身有功名者的比例遠沒有江南高，因此怕殺怕罰而少庇護。
但有錢就能養人，一代代下去，總會根基越來越深厚。久而久之，又會與蘇杭淮揚有什麼兩樣？商人畢竟是逐利的。
因此厲行商稅之後，廣東這邊反倒順利很多。大商小商，都不敢像江南那邊亦儒亦商的大族一樣耍太多手段，更沒到後來敢舉火的汕頭那樣狠厲。
沈泰鴻來做廣東市舶司提舉，又有他那個父親沈一貫的親自提醒，知道輕重。
這種情形下，統治權力最頂層的皇帝南巡到廣州，又傳來了市舶司要移走到南都的消息，他們都擔心這背後會有什麼風波動盪。
有點露了富之後被盯上的感覺。
不會又像正德年間劉瑾過來，一次就撈走七十多萬兩銀子那樣吧？
當年劉瑾知道了廣東有錢，隨後那些年廣東多苦啊。
現在，廣東一年能上交稅銀百萬餘兩，雖然很多都是昌明號、宗明號、市舶司這些乖乖貢獻的，其餘普通商人貢獻得也不少。
偏偏能保護他們的力量，遠不如江南的徽商那樣強大。
此時，被朱常洛點選過的徽州大鹽商們，剛剛從福建進入到廣東地界。
「不必去廣州。」吳時修說道，「按福建人的說法，廣東敢於下南洋者，潮汕為多。今後雇選壯勇水手，怕是要多在福建潮汕這裡了。」
他們這拓海團練大業，自然需要許多願出海去博的人，而且聽說福建廣東早已有不少人下了南洋，去了之後必定好站穩腳跟。
廣東商人缺的官場力量，徽州有！
何況他們這是皇權特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