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3章 謊言與謊言之間，你支持哪一個？（1/2）

埃米爾·杜蘭看向弗雷西內和羅斯柴爾德：「我們太習慣於將正義完全交給那些國家機構——警察、法庭、監獄。

我們認為這是文明進步的必然終點。但這本身，或許是一種歷史偶然，是特定社會發展或者制度實踐的產物。

我們是否過於相信，只有將懲罰惡人的權利徹底上交，剝離所有個人的情感，才能實現『純粹』『絕對』的正義？

也許，我們在這個過程中，遺忘了正義源自人類最初的道德觀念，源自我們對被傷害的恐懼，和對阻止暴力的渴望。

法律當然重要，但當法律出現巨大漏洞時，是否應該完全否定那些因此被摧毀的人，基於道德感而採取的過激行動？

我並不是說私刑是正確的，我是說我們用來評判那十二個人的標準，本身也只是特定製度的產物，絕非天然如此。」

埃米爾·杜蘭的發言，提醒了在座這些歐洲精英，他們視為圭臬的原則，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爭論真正開始升溫，是在歷史學者保羅·莫羅發言之後。

他站了起來，環視眾人：「杜蘭先生的發言有趣。我也想提醒諸位，歐洲也並非一片『規則至上』的淨土。

恰恰相反，我們的歷史，充滿了種種『以謊言維持秩序』的先例，而且往往規模十分宏大。」

所有人都被這個有些「驚悚」的觀點給吸引了。不少人皺起了眉頭，仿佛被冒犯了；唯獨萊昂納爾露出了一抹微笑。

保羅·莫羅站了起來，開始踱步：「王朝時代總宣稱『君權神授』，但有多少君主真的配得上那種神聖的光環？

宗教戰爭後達成的妥協條款，又掩埋了多少血債？這一百年來，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在精心篩選甚至編造歷史記憶……

我們社會的穩定，很多時候恰恰建立在被默認、被共謀維持的『謊言』之上。哪怕謊言有時純粹只是為了鞏固權力。

與那些相比，一列火車上的十二個人，為了懲罰一個逃離法律制裁的兇手而編造謊言，或許並不那麼驚世駭俗。」

莫羅的話把所有人都拖進了無法迴避的責任之中，也讓車廂里陷入了短暫的沉默。

車輪規律的轟鳴聲仿佛在提醒他們，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支持過某種謊言，有些同樣有神聖的藉口。

為什麼這些「謊言」用國家或者君主的名義發布時，人人心知肚明卻都保持沉默；而輪到個人，卻要受到苛責？

令人意外的是，最終打破沉默的，是羅斯柴爾德夫人。

這位銀行家夫人在整個討論中大多時候在傾聽，此刻，她卻用一種感性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諸位先生說了很多，法律、秩序、系統、歷史、文明……都很重要。但我想回到一個更簡單的問題——

偵探波洛看到了兩種真相，一種讓罪惡暴露，但可能引發更多紛爭；另一種遮蓋罪惡，但能讓活著的人得到安寧。

法律，如果它只能通向第一種，只能用冷酷的程序撕碎靈魂，卻對十二個人的痛苦、對死去的小女孩視而不見……

那麼這種法律，在我看來，也失去了它存在的尊嚴。它變成了一台機器，一台足夠公正但毫無人性的機器。

正義，難道不應該是溫暖的嗎？如果法律給不了，而一些人用自己的方式給了，並且沒有傷害其他無辜者……」

她的話沒有說完，但大家都知道她選擇了站在哪一邊。而羅斯柴爾德夫人同時代表了另一種觀點：

更注重結果，更關心具體的人而非抽象原則。

她的丈夫，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明顯有些不悅，但是在這個場合下，卻不能發作出來，只好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但是這個觀點，卻讓所有的女性乘客都深以為然，紛紛點頭表示支持。

爭論在持續進行，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兩派對立，而是多種價值觀的相互拉扯與撕扯。

藝術家如路易·貝爾坦，同情個體的痛苦，卻也對暴力的正當性心存疑慮；

政要如弗雷西內，強調製度的責任與穩定，卻也無法否認制度在極端情況下會失效；

學者如杜蘭和莫羅，一方面不相信法律就「天然正確」，卻也知道任何替代方案都可能帶來新的問題；

感性如羅斯柴爾德夫人，則從人性和人文的角度，對僵化的法律提出了樸素的質疑。

大家都試圖用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去說服其他人，但始終未能產生一個明確的勝者，反而讓問題更複雜、更無解。

萊昂納爾默默地聽著這一切，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蘇菲也在認真傾聽，時而點頭，時而蹙眉。

這時候，喬治·納熱爾馬克斯發現了萊昂納爾這個「始作俑者」一直置身事外，沒有發表任何意見。

他連忙打斷眾人的討論，直接詢問：「索雷爾先生，你怎麼一言不發？『東方快車謀殺案』畢竟是你的作品。

在你最初的設想里，波洛會選擇告訴警方哪一個答案？」

這句話讓其他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萊昂納爾身上，目光灼灼地盯著他，希望知道他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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