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2章 「十二怒漢」？（1/2）

萊昂納爾和蘇菲回到自己的包廂，關上門，稍微隔絕了一些車輪的噪音。

蘇菲轉身看向萊昂納爾，輕聲問：「萊昂，你創造這個故事時，認為波洛應該怎麼選？」

萊昂納爾沒有立刻回答，而是望著窗外飛掠而過的模糊景象。

1883年的歐洲大地，涌動著資本、帝國、民族、階級以及新舊思想的激烈碰撞。

他想起自己第一次閱讀《東方快車謀殺案》原著時的情景，當時的震撼與迷惘，在今天又重現了。

阿加莎·克里斯蒂在1934年寫下這個故事，背景是「一戰」後秩序鬆動、傳統價值觀面臨挑戰的時代。

而此刻，1883年，何嘗不是另一個巨變的前夜？

過了很久，他才緩緩開口：「在我的想像里，這既不是簡單的『好人贏了』，也不是『壞人伏法』。

如果法律因為漏洞、金錢、權力或者純粹的運氣，無法懲罰罪惡，無辜者承受了所有痛苦甚至毀滅。

那麼，在這種時候，懲罰的權柄回到了哪裡？」

蘇菲也陷入沉思當中，她也無法確定自己更願意看到哪一種答案——

身為普通人，她樂於見到惡人伏法；但是兩年來為萊昂納爾處理生意的經歷，又讓她對規則有著本能的敬畏之心。

萊昂納爾聲音並沒有停：「每個人認可的正義形式和願意承擔的代價是不同的，我們的困境就在於此——

我們尊重法律，但我們也看到了法律在阿姆斯特朗一家悲劇面前遭遇了徹底失敗；

我們每個人都理解並且同情那十二個人的痛苦與動機，但這是否等於要認可這種私刑？」

蘇菲坐到他身邊，也望向窗外：「所以你讓大家明天在做決定？」

萊昂納爾最後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那個問題：「如果法律無法懲罰惡棍，那麼懲罰的權柄就回到了人類良知的手裡。

而良知，從來不按規則出牌——但這世界上，有幾個人會認為自己缺乏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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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討論，不用等到第二天，就已經在一些乘客發生了。

吸菸車廂里，《費加羅報》的喬治·布瓦耶和《泰晤士報》的亨利·布洛維茨就著白蘭地，進行了一番簡短的交鋒。

喬治·布瓦耶的情緒有些激動：「亨利，你得承認，如果現實中真有這樣的事，那十二個人是無辜的！

法律背叛了他們，他們只是拿回了本該屬於他們的東西——正義。」

亨利·布洛維茨則吐出一口雪茄菸霧，搖搖頭：「喬治，問題不在這裡。問題在於，這種事絕不能被鼓勵！

今天能對一個逃脫制裁的綁架殺人犯動私刑，那明天呢？一個逃稅的銀行家、一個失職的政客、一個出軌的丈夫……

任何被認為因為『法律不公』而逃脫制裁的對象，是不是都能追殺？那誰來界定什麼是『值得』動用私刑的罪惡？

憤怒的民眾嗎？那會回到中世紀，回到宗教裁判所。不，不行。法律必須至高無上，即使它偶爾會犯錯。」

喬治·布瓦耶笑了起來，笑容中充滿諷刺：「偶爾犯錯？阿姆斯特朗一家那是『偶爾犯錯』嗎？那是司法的崩潰！

當體系無法保護一個三歲女孩，無法給她的家庭最基本的公道時，你還要人們盲目地信仰這個體系？這是殘忍！」

亨利·布洛維茨立刻反問：「所以你想讓每個人都成為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劊子手？我們都很清楚輿論的力量。

如果公眾情緒可以代替法律審判，今天為阿姆斯特朗家歡呼，明天就可能把另一個無辜者撕碎。

想想那些民眾的暴動，想想你們的皇帝，想想公社的時候發生了什麼……情緒是靠不住的！」

兩人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只能碰杯，將爭論暫時擱置，但分歧顯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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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節臥鋪車廂的走廊上，羅斯柴爾德夫人和她的丈夫也有過低聲交談。

「詹姆斯，你覺得呢？」羅斯柴爾德很少詢問丈夫對抽象道德問題的看法，但這次不同，這次她要替萊昂納爾問。

羅斯柴爾德先生沉吟片刻：「從情感上我理解那種絕望和憤怒。如果我的親人遭遇那樣的事，而兇手逍遙法外……」

他沒有說下去，但嘴唇緊抿，過了好一會兒才繼續：「但是，從理性上，我必須站在法律那邊，讓波洛揭露真相。

我們的生意依賴契約，如果今天可以為了一種『高尚』的理由打破規則，明天就可以為了一堆卑劣的理由打破它。

信任一旦出現裂痕就難以修復。市場穩定、信貸流通，甚至國家債券，都建立在人們會遵守規則的基本預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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