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9章 我們的夢碎了！（2/2）

「但余先生足以滿足最苛刻的評選標準，無論是現代還是傳統來看，作為一個文學家，他都做了符合社會道德價值觀的事情！可是他沒有得到這一個榮譽，我認為是因為他沒有附庸西方的價值觀————其實我寫武俠小說，和西方人寫騎士小說又有什麼巨大區別？他們（西方人）對我們是不公平的，但我永遠不會為拿獎改變自己的理念。」

餘切沒有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是一個比他想像中影響力大得多的事情。

在他的想像中，他不可能一蹴而就，他早就有心理準備，而且接受了這種規則。而在國人的眼中，他直接進入到前五名，接著是前三名，忽然戛然而止，那種美好的幻夢破滅了！自白話文出現以來，幾代中國人渴望的榮譽，就這樣溜走了。

而理由是很可笑的，一個在世界文壇上「籍籍無名」的作家納吉布·馬哈福茲奪走了中國人的榮譽。

納吉布·馬哈福茲真的是個小作家嗎？

當然不是。這個人資歷頗深，搞了幾十年的創作。納吉布·馬哈福茲還是個埃及人，而這一時期的埃及隱隱是阿拉伯世界中的領袖，因此可以說納吉布·馬哈福茲是阿拉伯世界的大文豪。

作為一個真正懂諾獎如何評選的人，餘切有很多理論可以證明納吉布·馬哈福茲可以拿獎，西方世界陷入到了石油危機，這一年是阿拉伯人的時候。但是中國人不答應，中國人覺得感情受到了傷害。

一種思潮的出現必然誕生對這一思潮的解釋。

文壇中很快又出現了反思論：以仍然活躍在海外的作家聶華令為代表。就在斯德哥爾摩宣布獎項的那一天，聶華令寫下文章來解釋一切為什麼發生：

因為餘切不夠謙卑。

「1979年，我和丈夫保羅一起組織了中國周」活動，我們邀請寶島、港地、海外的華人作家，大約二十多個人來。我們當時有三十年沒有過從大陸來的作家，後來我們邀請到了蕭柄乾，一個來自京城的作家。」

「這是大陸作家和世界接觸的第一次。」

「他來後干分謹慎，很穩重，不敢隨便講話。但我們沒有見過大陸作家，都要和他講話，和他打招呼。對那些比較敏感的問題，他不回答，只是笑一笑。」

「為什麼他這麼靦腆？後來我想了想，他是第一次來到這個舞台，如果他一副天下第一，唯我獨尊」的樣子，那才會丟了中國作家的臉。」

「朋友們！在我們第一次榮登大雅之堂的時候，我們應當更為謙卑，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踏足這片土地（指諾獎）。多傾聽，少說話，我們還需要更長時間的學習。」

響應聶華令的作家也很多。一些長期仰慕國外文學的作家，認為「諾獎這件事情對現代中國人來說還太遠了，應當躬身學習才是」。

這當然是放屁了！

但世界上許多榮譽都是這樣，在你獲得之後，你隨便怎麼講你不在乎，大家都會認真聽。

在你沒有獲得之前，任何話都是蒼白的辯解。

餘切找到蕭柄乾本人，問他「聶華令所說的事情是不是真的？」

蕭柄乾當即否認道：「我當時和海外作家接觸，確實是很少說話，我當然是謙虛的。但我絕對沒有任何卑」的舉動，聶華令這個人過度理解了我！」

聶華令的評論影響也很大，那些過去被餘切打壓過的海外流亡華人作家，一起聲援聶華令。蕭柄乾怕得要命，在港地登報和聶華令決裂。

餘切失去諾獎的這一個月，他快要被這些煩人的聲音淹沒。

本質上，這一時期的中國人還不懂諾獎，他們不明白一次失敗，對餘切反而是有益的。

西班牙經紀人卡門打的電話就很直白：「余！你知道我不是來惋惜的，我是來為你慶祝的！」

「慶祝我什麼？」

「慶祝你會在下一屆當選諾獎，我還沒有具體的證據，但我相信你面臨馬爾克斯當年的情況————前一年你落選，並且高調的宣布你的名次，後一年再也沒有人可以攔住你。」

馬爾克斯當年的確如此。由智利政府發起的封殺風波，以及他個人的代表作《一場事先張揚的謀殺案》，共同成為馬爾克斯登頂的踏腳石，讓諾獎評委無話可說。

餘切說：「我確實需要一個國際級的作品，以及超越了馬爾克斯的代表性事件。這一次我必須把握住機會。」

「你應該這樣做！」卡門說。「對了，你們中國的長途電話太麻煩！我竟然要等三四個小時！如果那年馬爾克斯搬家時也那麼緩慢，他已經被人槍殺在街頭！」

餘切替自己的國家辯解道：「這裡是一個還在開放中的國家，哥倫比亞就過於開放了，所以馬爾克斯會被監聽、被暗殺。」

「你在中國就不會嗎？」

「世上沒有絕對的事情，我只能說，這裡對我來講，比在任何地方都更安全。」

「日本很安全！他們也很尊重你！」

「再過幾年就不是了。」

卡門的眼睛快速轉動，忽然明白了：「你還要寫《里斯本丸號》那樣的紀實小說？我跟你說實話，評委會很喜歡這一類小說！它真切的產生了社會影響，並且可以滿足他們可笑的道德潔癖。」

「未必是日本，未必是英國，我正在等待一個機會。」餘切說，「我也肯定會等到這個機會，因為明年會發生許多事情。」

「我可以向你承諾，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們的事業會再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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