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3章 說好的同歸於盡呢？（1/2）
PS：感謝【暱稱都別人用完了】大佬上盟主，97/100。
隨著路寬的簡單敘說，張一謀和劉伊妃兩人眼前都大體浮現出一段極富戲劇性的故事，正是上一世2019年奧斯卡最佳電影《寄生蟲》。
「這還不僅僅是簡單的騙局，電影完全可以用極其精準、甚至冷酷的視覺語言，呈現兩個物理空間。」
「半地下室的潮濕陰暗與山頂豪宅的明亮空曠，這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階級鴻溝，包括氣味也會成為貫穿全片的、最致命的隱喻，是無論用多少廉價肥皂都洗不掉的、屬於地下室的、抹不掉的烙印。」
他頓了頓，觀察著張一謀入神的表情：「最精彩應該是中間的入侵與反轉。
當豪宅主人一家短暫離開，窮人家庭暫時占據那個夢幻空間，在客廳喝酒，在浴缸泡澡，享受不屬於自己的一切時，那種短暫的、虛幻的主人錯覺。」
「以及隨之而來的、更巨大的墜落，會產生極強的戲劇張力。而當真正的、
更黑暗的秘密從豪宅本身的地下室浮現時，所有偽裝都將被血腥地撕碎，演變成一場荒誕而慘烈的階層戰爭。」
老謀子咂了咂嘴：「聽起來————有點兒像類型化的懸疑和黑色喜劇了，但是內里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階級固化、人性異化的剖析。」
路寬笑道：「沒錯，這種用類型片包裹社會批判，用精妙視覺構建階級寓言的玩法，奧斯卡可能會很買帳。」
張一謀深以為然：「怪不得你說某種程度上看像《活著》，這就是韓國社會、或者說資本主義社會的《活著》嘛！」
哪裡像？
《活著》是在宏大的歷史變遷中探討人如何承受苦難、延續生命，《寄生蟲》揭露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固化的階級矛盾與無法逾越的鴻溝，都展現了底層小人物在強大外力下的生存困境和悲劇命運；
《活著》是個人被歷史浪潮席捲，衝突源於戰爭、正智運動的劇變，《寄生蟲》的衝突則源於貧富分化的社會內部結構，通過兩個家庭的空間對立展現，這種衝突都極具毀滅性，主人公家庭都遭受了無法挽回的創傷與死亡。
只是在細節上因為國家和時代背景的不同有所差異：
《活著》的基調是悲憫、滄桑，苦難中的溫情與韌性，《寄生蟲》的基調是尖銳、冷峻，充滿黑色幽默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是荒誕中的諷刺與絕望；
《活著》里皮影戲、鄉土場景、歷史背景是具有時代感的東大意象，而《寄生蟲》中的半地下室、豪宅等等，就完全是高度符號化的空間隱喻了，直指階級固化這個核心命題。
老謀子越想越震驚、好奇，但又不容否認這確實是個絕佳的切入點和創意。
但問題在於，你一個長在紅旗下，生在春風裡的官方公認的好同志，怎麼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痛點如此熟悉？
然而再一審視、沉思，想到他的北平、洛杉磯、紐約，以及昨晚做客的海邊豪宅————
嗯，這小子跟大家的貧富差距是挺大的。
「帶著點黑色幽默的驚悚懸疑風格，我還真沒考慮過之前，背景是韓國？」
路寬點頭：「湯惟張導還記得吧？她現在就在韓國發展，上次《球閃》去路演我們聊了聊。」
「現在的韓國有一個詞叫88萬韓元世代」，意思是一個碩士畢業的年輕人只能拿88萬韓元月薪，約合人民幣4940元，2010年韓國的最低工資是85.9萬韓元。」
「他們生活在漢城，最多只能租到頂層房間或半地下室，而且絕對是每個月都月光，毫無疑問。」
「這個我也知道！」劉伊妃舉手插嘴老公：「今年兵兵的吾悅給韓國回來的韓更量身定做的那個《再見前任》的商業片，我們幫著宣傳了一下。」
「大家閒聊的時候韓更也講，現在韓國年輕人中很流行一個詞，叫作地獄朝鮮」，意思是在他們心中這個國家是個地獄。」
小劉掰著手指頭：「高壓競爭、階層固化，沒有無出路感，韓更覺得在那邊特別壓抑，所以當時一有機會就出來了。」
「為什麼叫地獄朝鮮」呢？」張一謀好奇。
劉伊妃笑著解釋：「當時我還在拍第二季的《太平書》，對歷史蠻好奇的，原來他們是把現在的韓國類比於長達五世紀的朝鮮王朝，當時儒家制度根深蒂固，封建體制決定人的命運，無從掙扎和擺脫。」
「然後韓國年輕人在臉書和推特上就創建了一個叫地獄朝鮮」的社團小組，還有一個叫地獄韓國的網站，裡頭是一張張圖片凸顯在韓國生存的糟糕處境，包括工時長、高自殺率、甚至連小吃都很貴。」
張一謀聽得張口結舌，他們這一代的導演還是對本國的正智、文化、歷史研究和反思更多一些，不像路老闆這樣的，先拍《山海圖》替美國人反思，現在又推薦他這個《寄生蟲》劇本替韓國人反思。
不過老張也不是什麼沒有見識的人，韓國是典型的「小國家、大企業」，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財閥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現在四大財閥三星、現代、
樂天、LG成為核心，對韓國社會的影響已超越經濟領域，向政治、行政、法律媒體、市民社會、學術、教育、文化娛樂等幾乎所有社會領域滲透。
只不過他不知道的是，目前韓國已經成為勞動力「買方市場」，勞工普遍失去了議價的資本。
財閥的增長點大多在國外，國內投資得很少，經濟又始終不景氣，韓國國內已經是就業零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東亞儒家文化影響下的韓國父母的做法是卷教育。
路老闆循循善誘道：「因為只有進入號稱「SKY」的漢城大學、高麗大學、延世大學，畢業後才不會成為88萬韓元世代」。
「」
小劉好奇：「那就好好學習就是了。」
「但韓國又是一直免費教育到高中階段，全部免費，也沒有重點中學，學校設施、教課內容都是教育部統一審核，教師、校長經常大輪換，可以說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完全平均化，這確實很公平。」
「但學校里搞的素質教育課業強度和難度都降低了，學生和家長一心想進名牌大學，只能放學後在校外上補習班，學校反倒成了睡大覺的地方。」
「與此同時，校外私教育市場非常發達，他們叫「學院」，類似於補習班，私教的質量非常高，好的老師能拿到人民幣上百萬元的年薪，還會配備助教團隊，收集各種信息，分析教育政策、入學政策、各高校的試題等。」
張一謀聽到這裡已經有幾分明悟，為什麼會出現《寄生蟲》這樣的劇本構想了，只能說好的文藝作品無不反映一定時期的社會思潮。
小劉聽得丈夫總結道：「於是最可怕的現象出現了。」
「只有Sky出來的學生才有議價權、才能成為才閥門青睞的所謂人才，才有一絲絲的出路。」
「而想要考上Sky，學校的所謂素質教育不夠，必須要重金去上私教名師的學堂課，升學選專業也要花錢諮詢。」
路寬笑道：「你們想一想，我們絕大多數人的智商是差不多的，家庭財力的多寡，決定了孩子們課外教育質量的好壞、生活配套的優劣，最終就是經濟資本轉化為下一代的文化資本，孩子長大之後又轉變成經濟資本，也就是階層固化。」
階級固化給韓國人帶來了巨大的影響，韓國在世界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里生育率最低，離婚率最高，自殺率也最高。這是因為社會比較沉悶，年輕人看不到希望。
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兩種有趣的群體：樂活和歸農。
樂活就是活在當下，在大城市打工賺錢，打完工就去旅遊，也不管明天後天吃什麼，逼急了也不乏走邪門歪道的；
歸農就是去山上、農村種地養活自己，也不是什麼發展現代農業，就是字面意義的種地，算是一種逃避。
「於是有錢的越有錢，窮人旁的不說，能還算體面地活下去就很好了。」
「光是聽一聽————都感覺到吃力了。」劉伊妃有些咋舌，「如果我們也是生活在韓國的普通父母，豈不是現在開始就要催著呦呦和鐵蛋認字識數了？」
小劉你別急，再過幾年「卷娃」和「雞娃」等詞就要問世了。
張一謀到了知天命的年紀，總是能多思考聯想一些的：「小路，你說我們————會不會有一天出現這種情況？」
「蘇省學生的競爭壓力很大，我家兩個小子成績也很一般，早就開始上補習班了，程婷頭疼得很！」
會不會出現？
當然會出現，因為這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特別是在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中日韓東亞地區，只不過不會像韓日一樣極端罷了。
「經濟發展與教育投資是正相關的，人均GDP超過一定門檻後，家庭消費會從生存型轉向發展型，教育成為最優先、最捨得投入的領域，韓日都經歷了這個過程，我們也會經歷。」
他話鋒一轉：「但國情不同、政體不同，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的時候也許有更多調整的空間和能力。」
「韓國是高度單一化的小國經濟，頂級機會幾乎被幾大財閥壟斷，路徑極其狹窄。我們是超大規模經濟體，產業層次多、地域差異大。除了頂尖名校，還有大量重點大學、特色院校、新興產業賽道。一個孩子未必需要擠獨木橋」，可能還有索道」、輪渡」等多種選擇。」
「韓國政府面對財閥和教育資本化的捆綁，改革阻力巨大，我們的體制在資源調配和宏觀引導上擁有更強能力。」
張一謀思忖道：「既然如此，能不能做本土化改編？我確實感興趣，但總覺得叫我去拍一個韓國背景的故事，我不大代入的了啊！」
只是還沒等路寬回復他就否決了這個念頭：「改編也改編不了，咱還沒到這程度呢？拼教育啥的，窮的時候咱也拼，可能這就是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表現吧。
「」
「張導，你要改編《寄生蟲》到國內背景，路寬很慌的呀。」劉伊妃神秘兮兮道。
張一謀聽得一懵：「啊？怎麼了？」
「這是講貧富差距，社會結構固化的，全國還有比他有錢的嗎，這不是叫他招人恨嘛！」
「哈哈哈！」老謀子聽得直擺手，「不至於不至於，小路有錢歸有錢，但沒有一分一毛是占國家、人民的便宜，還有很大部分是從美國人手裡賺的，反而給國內的員工、社會、災區的反饋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張一謀在這方面給出了誠懇的評價：「為富不仁這個詞，跟你們家不沾邊，國家也一直支持和認可，這其實在我們這兒很難得。」
「改編到國內確實為時過早了，每個國家每個時期都有所謂的頑疾，東大自有自己的國情。」路寬笑道：「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我也思考過——」
「韓國背景和本土背景在這種題材上的創作尺度差異太大，這個故事的核心是寄生與反噬，是窮人對富人空間、身份、乃至生命的血腥僭越與毀滅。它需要那種毫不留情的階級對立、辛辣露骨的諷刺，甚至最後那場生日派對上赤裸裸的暴力。」
「在韓國這種題材不算特別敏感，奉俊昊的《漢江怪物》就諷刺韓國政府無能和美軍干預，《殺人回憶》直指軍政府時期的黑暗，你用韓國的背景，至少可以確保在在電影表達的邊界上大膽一些。」
他頓了頓繼續道：「另一個方面，你這位中國導演去拍韓國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有趣的視角。你不會被韓國國內具體的派系鬥爭、財閥恩怨所束縛，反而能更純粹地抓住那個社會結構性的痼疾。」
「奧斯卡評委喜歡看什麼？喜歡看一個深刻理解、卻又置身事外的智者，對另一個社會進行精妙而犀利的解剖，因為這幫白人自己就自認為是這樣的視角。」
路老闆偶然間的諷刺也很辛辣。
「當然啊，我這麼講是有些功利的。」路寬分析道：「但對於你這個拍了大半輩子的鄉土中國和歷史寓言的中國導演來說，去嘗試一個完全當代的、高度城市化的、充滿類型片元素的異國黑色寓言，對你是一次極有價值的創作突破。」
張一謀其實開始就被說服了，只是後續從路寬這個國際公民視角下的剖析中，看見了電影中其他更精彩的命題。
他搓著手，臉上笑出了褶子：「哎，我最差的就是劇本，歷來電影中劇本的問題也是最頭疼的，為數不多幾個好的，不是魯茅文學作品改編的，也就是問界提供的了。」
「但這部電影我還是想多準備一下，回北平我就到問界去跟你們的編劇團隊一起議一議吧，然後我想到韓國體驗、生活、調研一下。」
「理應如此。」路寬笑道，繼而自然而然地談到另一個話題：「如果要做的話，我明天就先聯繫李美靜和哈維，最後應當是問界、希傑娛樂和米拉麥克斯聯合出品了。」
張一謀浸淫行業幾十年了，對他的安排自然心知肚明。
帶著李美靜的希傑娛樂玩兒是為了確保項目在韓國取景、選角、拍攝時獲得最高效的支持，規避文化細節上的硬傷，並能精準觸達韓國社會議題的脈搏，這部電影毫無疑問也會選取大量的韓國演員。
找米拉麥克斯的目的就更直接了，毋庸贅述。
只不過此刻沉浸在新作品預想中的老張沒有發覺、或者發覺也無從置喙，而身邊的劉伊妃眼前猛然閃過一道驚雷！
問界，希傑娛樂，米拉麥克斯，並沒有新畫面。
他就沒準備帶上新畫面，這顯然是為了「誘敵」，看張衛平會不會耐不住性子主動跳出來作妖、背刺。
此刻看著仍舊就電影具體細節探討的丈夫路寬和張一謀兩人，在不動聲色的劉伊妃眼中，他似乎總是有兩個腦袋。
一個是用來拍電影的，一個也是用來「拍電影」的。
不過後者拍的是現實的電影，比如策劃把太郎父子送進去，比如讓柳傳之當著大人物的面失聲喊出「漢奸」，比如諸多競爭對手的商海搏殺，還有這一次對張衛平的試探和誘敵。
這些現實中不同年齡、領域、立場的奢遮人物，似乎無論願不願意，都成為他如臂指使的演員了。
這一次他遞給張一謀的是一部沖奧的劇本，遞到張衛平手裡的卻是一柄奇重無比的雙刃劍。
握住劍柄，可能傷己；
放棄，則意味著徹底出局。
而無論對方如何選擇，路寬都已為張一謀鋪好了最安全、最有利的前路，後者只需要發揮自己的導演才能，將劇本變為大銀幕上的佳作即可。
小劉輕舒一口氣，轉而又想，別說張一謀不可能知道這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安排，就算是事後知道了，又會怪他嗎？
就像自己一樣，從15歲開始被所謂的「利用」和做他的搖錢樹也是常態，自己又怪過他嗎？
不會，因為他算計的是外人，對自己人只是計算。
算計是沒有感情，只談利益的；
但像這一次給張一謀前後鋪好的所有路，不止是利益，更多的是在計算如何讓他走得更穩、更遠，如何為他卸下包袱、避開陷阱，再鋪一條康莊大道。
算計讓人心寒，計算卻讓人心安。
一直想著「跳出畫」的小劉不但CPU自己，順便幫著老謀子那份也一起C了。
「對了，剛剛提到的湯惟一直在韓國，你過去的話讓她給你做嚮導吧，她會講韓語，這幾年也演了不少韓國作品，人氣不低，這次順便也參與一下這部電影。」
路寬顯然早有安排：「那過兩天我們就發布聲明了，電影先立項，既然要衝奧，各方面準備就要做足了。」
張一謀點頭，突然想到：「小路，《山海圖》是怎麼個打算？」
路老闆實話實說，跟他沒有什麼藏著掖著的：「雅各布在這兒磨嘰了好幾天才走，算算日期應當是要報送明年的坎城了，緊接著是2013年年初的奧斯卡。」
「《山海圖》是英語片，《寄生蟲》可以以合拍片的名義報送最佳外語片。」
張一謀臉上笑開了花：「那就行，我還怕有衝突呢。」
他想的沖奧就是最佳外語片，事實上除非是李安這種全盤西化的、或者路寬這樣國際公民人設，拍著LGBT題材的電影，才算有可能進入奧斯卡最佳電影的評選序列，否則機會不大。
上一世的《寄生蟲》能夠成為奧斯卡歷史上唯一一個以外語片斬獲最佳電影的孤例，具有時代和歷史特殊性。
第一是2019年，金毛政府發布了「美國優先」的政策，引發全球反彈，好萊塢這幫自由派精英們能善罷甘休？
他們迅速開始了反向訴求，褒獎一部卓越的、揭露資本主義普遍弊病的韓國電影，在文化上被視為一種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優雅反抗」。
二是奧斯卡本身陷入了信任危機，所謂的「奧斯卡太白（OscrsSo
White）」事件甚器塵上，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急於擴大其國際代表性和多樣性，時任主席約翰·貝利做主增加了大量海外評委，包括許多韓國和亞洲評委，從而改變了選民結構。
最重要的是影片的發行方NEON，它並不是傳統的好萊塢巨頭，但有一個很特殊的身份：
創始人湯姆·奎恩曾是哈維的資深發行主管，深諳奧斯卡公關的一切明暗規則，在2017年哈維因為米兔事件栽跟頭後，繼承了他的公關事業。
在2011—2013年的當下，張一謀操刀的這部《寄生蟲》並沒有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能夠拿到他夢寐以求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已經算是大成功了。
兩人聊了將近一個半小時，張一謀也已經準備離開去和妻子兒女匯合，踐行自己好父親的承諾。
臨行前不消路老闆明說，他自己也知道有個關竅必須點名，「衛平那邊我會去說的，這次國際合作的項目，三家資方都有各自的職責和作用，確實不好再叫他搭便車了。」
路寬含笑：「好，你們說清楚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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