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5章 狗男女北平落網，老謀子坎城稱雄（2/2）
「啊？」
「我這麼精彩的有聲書你竟然睡著了！？」
小劉掛斷電話換成視頻，蜷縮在沙發上，並著一雙大長腿，當即就要聲討敷衍的狗男人。
不過接通的畫面很快叫她驚呆了。
入眼並非布魯塞爾酒店套房的奢華背景，而是一間堆滿文件、筆記本和白板的臨時會議室。她的丈夫此刻正癱坐在一張扶手椅里，形象堪稱狼狽。
頭髮凌亂地翹起幾縷，下巴上冒出了一片青黑色的胡茬，平日裡深邃銳利的眼神渙散，透著一股被徹底掏空後的麻木和疲憊。
叫捂嘴偷笑的小劉看起來，跟自己前兩年腎虛的時候差不多。
「你被哪個狐狸精吸啦？看你萎靡不振那樣兒。」
「狐狸精倒好了，我是被老任摧殘的，這老頭輸出頻率簡直太密集了，今天會議本來就長，回來又逮著我一頓講，樂此不疲簡直。」
「講什麼？」
路老闆掰著手指頭細數：「講鴻蒙和諾基亞整合後，未來若干年後移動通信標準從4G到5G的平滑演進路徑里，我們自主基帶晶片的架構選擇，和安卓底層服務框架的耦合度問題，以及未來物聯網時代分布式作業系統對現有應用生態的衝擊和重構可能性.…」
劉伊妃頭皮發麻，如聽天書，「你懂？」
「我懂個毛啊！」路老闆無語，繼而坐直了身體，「不過好在有這老頭在，我們能省事兒不少，堪稱戰狂，逮著歐洲人一頓科普遊說。」
華人首富復盤道：「所以咱的決定是對的，對於文化產業以外的玩意兒，不懂的我們就和華威、特斯拉這樣的公司合作，事半功倍。」
「你剛剛說咋的了？」他這才反應過來，「都解決了？」
小劉言簡意賅，「那倆人被採取強制措施了，朱律師說目前在偵查階段還不大好打探案情，但他通過自己的渠道，聽說口供里已經差不多有三百多萬的職務侵占犯罪額了。」
路寬笑道：「傻根這些年像個老黃牛一樣勤勤懇懇，很多中低端產品的代言都是接到手軟的，賺的其實不少，這個數字還要增加。」
「我厲害吧這次！」劉伊妃嬌嗔著邀功，這會兒的形象和馬宋等人看到的凌厲女就判若兩人了。「堪稱微操大師！」洗衣機馬屁奉上，「不過我倒還有些擔心了。」
「你現在這麼有急智，文斗柴晶、武鬥馬榮的，我都擔心哪天中了你的套，被你騙財騙色再一腳踹開，那可如何是好？」
「哈哈！」
深夜寂靜，四下無人，小少婦也跟老公開起黃腔，「沒事的，我饞你這個小白臉的身子呢，套住了就先鐵杵磨成針，讓我把你吸成人干再說！」
「嗯……這個提議我倒是願意反抗不了就享受的，不過我建議先安排下南水北調，我怕你……」「啊！」小少婦尖叫，「不許說！你個臭流氓！」
神仙姐姐有神仙體質，此中曖昧旖旎，不足為外人道也。
劉伊妃和任老頭一樣，逮著路寬就說個不停，邀功完了又回到她相對頭疼、難度遠大於重拳出擊潘金蓮、西門慶一事的評審上。
「我現在一點都沒底，不知道明天最後一次投票究竟什麼結果，只有史匹柏現在算是正式被洗腦成中立派了，捉摸不定。」
路寬沉吟了幾秒，「想辦法狙擊一下那個法國本土的評委，把他的聲量壓下去。」
「怎麼壓？」
「記得千禧年初，北電的那些老學究們是怎麼壓制問界的商業片的嗎？」路老闆蔫壞，「法國內部的電影派系也很多，想辦法找一個能和《寄生蟲》……」
他頓了頓，靈光乍現！
「戈達爾來了嗎？」
路寬記起了這個觀點輸出能力和老任一樣的「法國電影老怪物」。
劉伊妃一愣，「好像沒有他的什麼消息，但我知道他的電影入圍「一種關注』了。」
「怪不得，不然按他的尿性看到《寄生蟲》早該登高一呼了！」路老闆因為在歐洲的遊說串聯，根本沒有關注過這一屆的坎城影展，但提到「用魔法打敗魔法」的策略，他第一個就想到了這老左。「哦！我懂你的意思了！」
小劉本就出於激烈的頭腦風暴中，瞬間也迅速反應過來，因為這位老左以往也批評過他老公，言辭還相當尖銳。
戈達爾是怎麼批評這位來自東大的電影大師的呢，說他的電影思潮配不上自己的國家……
並不是藝術性配不上，是政治性配不上，這從他這一次以近80歲的高齡報送的坎城參展影片名就可見一斑了（屏蔽詞，見下圖）。
這位法國的藝術片、政治片導演和已經去世的伯格曼一樣，並不為大眾所知曉，但至少國人還是應該了解一下他，因為這老頭是堅定的無產階級老戰士，放到上世紀30年代，他就是會背著行囊翻越庇里牛斯山脈、去西班牙參加國際縱隊，與弗朗哥的法西斯軍隊作戰的那類人。
戈達爾一生最崇拜的人都和國人類似，先是馬，後是偉人，他終自己的一生都在做一件事：以電影為武器、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進行不懈批判。
譬如幾個標誌性的口號：
問題不在於拍政治電影，而在於如何政治化地拍電影。
電影究竟是誰的語言？它為誰服務？我們又能否創造出一種真正屬於人民、而非資本的電影？聽聽！多麼熟悉！
他甚至從電影產業的生產關係出發，認為好萊塢式的製片廠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縮影，在《快樂的知識》等作品中，他開始分析電影經濟，將電影視為一種經濟、感知和政治的結構。
其中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決定了電影經驗的形態，於是成立了聲影製作社，倡導手工業式、小規模、低成本的製作與發行，試圖在體制外建立一種反抗資本主義的電影生產模式。
從1980年至今他的晚年，戈達爾還是像個老戰士一樣瘋狂輸出，他寫了巨著《電影史》及後來的《電影社會主義》、《影像之書》等等，通過複雜的蒙太奇，將電影史、藝術史、戰爭史、殖民史並置，揭示資本主義如何創造了一個精神空虛、視覺噪音充斥的世界。
一念至此，劉伊妃也就懂了老公為什麼讓自己或者《寄生蟲》劇組去找戈達爾「遞刀子」了，因為這部電影精準地回應了他一生追問的核心命題：
電影為誰發聲，又揭露了什麼？
《寄生蟲》表面是類型片，內核卻是一把刺向歐美社會結構的解剖刀，它講述的不是某個惡人的故事，而是一套精心心設計、看似公平卻讓底層永遠無法翻身的系統。
但為什麼戈達爾完美符合「用魔法打破魔法」的人選，被路寬認為他可以對法國本土的《阿黛爾》支持勢力造成壓制呢？
因為除了意識形態的瘋狂輸出外，戈達爾的藝術理論和造詣也頗深，本身就是法國新浪潮的莫基人、活著的傳奇。
這就是沒系統性學過《西方藝術史》、《電影藝術史》的劉伊妃不大了解的了，她不能像精通中外藝術史的丈夫一樣，隨手拈來地「以夷治夷」。
新浪潮就是被北電老學究、朱大珂等人奉為圭臬的批判工具，用來規訓謝進、路寬這幫類型片導演的有力武器。
戈達爾與特呂弗、侯麥並稱「新浪潮五虎將」，是這場顛覆世界電影史的美學革命中最激進、最具破壞性也最具代表性的一面旗幟。
法國電影資料館創始人亨利；朗格盧瓦有一句名言被全世界影迷熟知：
電影史可以分為「戈達爾之前」和「戈達爾之後」。
作家阿拉貢更是直截了當地說：「今天的藝術，就是戈達爾的藝術」。
這種地位放在玄幻里，就相當於正道開山鼻祖，輩分高到離譜，法力深不可測，脾氣還臭得要命，看誰不順眼就罵誰。
伯格曼是隱居的老祖，他就是在世的老狂人。
他罵史匹柏、罵好萊塢，整個西方電影界被他噴了個遍，卻沒人敢還嘴，因為他是戈達爾。當然，路寬也被罵了，這也是劉伊妃知道他的主要原因。
主要是戈達爾恨其不爭，看他這個濃眉大眼的中國小伙，怎麼也跟好萊塢那幫吃人不吐骨頭的資本家玩兒一塊了，簡直有負偉人的教誨。
拍的電影更是神神鬼鬼，《歷史的天空》他當然是最喜歡的，《塘山》里的軍民救災也頗受戈達爾的激賞，還有《球閃》里的林雲自我觀察、同歸於盡。
除此之外，盡不堪入目。
特別是《山海圖》在西方社會引起的那些烏煙瘴氣的玩意兒，導致戈達爾去年就缺席了坎城，眼不見心不煩。
小劉想通了所有關節，不禁心裡感嘆：
文化工作者要有文化，但文化戰爭販子不但得有文化，還得心黑。
相比之下，自己簡直像個新兵蛋子。
計劃如期推進，劉伊妃不便直接出面，由《寄生蟲》劇組安排了中韓兩方的記者團隊去採訪了戈達爾，與問界關係頗佳的央六《中國電影之旅》記者打頭陣，是最積極的。
他們沒去戈達爾在瑞士羅爾的隱居地，而是在坎城當地一家他常去的老咖啡館「偶遇」了這位戴著標誌性黑框眼鏡、頭髮花白但眼神依舊銳利如鷹的老者。
記者小心翼翼地遞上了《寄生蟲》的詳細資料和一份精簡的劇情分析，重點標註了影片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性不公、階級固化、以及「氣味」這種無形壁壘的隱喻。
戈達爾起初有些不耐煩，但當他快速瀏覽了幾頁，當即上套。
於是在回到住處看完了片方提供的這部電影之後，老戰士再也按捺不住外溢的磅礴表達欲了，他開始頻繁接受歐洲各大電影媒體的採訪，也在坎城的官方場刊上進行辯論。
包括他精準的有關電影政治學的演說：
從《寄生蟲》的空間隱喻一一半地下室的潮濕與山頂豪宅的陽光；
談到聲音設計如何區分階級一一雨聲對豪宅是情調，對地下室是災難；
再猛烈抨擊那些讚揚《阿黛爾》純粹、偉大的評論是「資產階級美學的陳詞濫調」和「對電影政治維度的主動閹割」。
「他們懂什麼電影史？」戈達爾在接受法國最大媒體《費加羅》的採訪時冷笑，「他們還在用我和特呂弗六十年前用來反對優質電影的那套作者論、個人表達來評判今天的世界！」
「世界變了！敵人變得更加隱蔽，更加系統化！」他指著窗外影節宮的方向，「有些人還在沉迷於拍攝美麗的傷口，而不是去診斷製造傷口的病體！《寄生蟲》至少嘗試了診斷！」
支持《阿黛爾》的影評人和影迷們試圖反駁，但他們立刻陷入了一個尷尬的境地：
他們發現自己賴以辯論的美學武器庫，什麼作者性、真實性、情感深度、電影純粹性，這些理論基石的一部分，竟然就來自眼前這個正在猛烈抨擊他們的老頭子！
什麼？
你在用我寫的電影教科書的理論，來和我辯論？
小劉還很惡趣味地讓記者引導老戰士在央視《世界電影之旅》的採訪中再一次批判了自己老公。記者採訪他如何看待路寬的電影，特別是他那些在好萊塢取得巨大商業成功的作品，鏡頭前的戈達爾點燃一支雪茄，煙霧繚繞中，表情顯得既嚴肅又帶著某種深沉的惋惜。
「他是一個令人遺憾的矛盾體，一個證明了才華如何被體系收編、甚至自我收編的悲劇性案例。」「我看了他幾乎所有作品，從早期的《爆裂鼓手》、《小偷家族》，到後來那些……嗯，聲名顯赫的大製作。」
戈達爾頓了頓，語氣變得尖銳起來，「在《歷史的天空》里，你能看到一種屬於人民的、集體的、民族性的激情，攝影機是謙卑的觀察者和參與者。」
「在《塘山》里，你能感受到一種近乎本能的、人與災難、與同胞命運相連的樸素現實主義。這些時刻，他的攝影機是有道德的，它知道該看向哪裡，該為什麼而震顫。」
「最讓我痛心的是，他明明擁有觸及核心的潛力，擁有我們這一代人夢寐以求的資源和技術，本可以成為刺向這個影像消費時代心臟的匕首。卻選擇了成為它皇冠上最耀眼、也最馴服的一顆寶石。」「當攝影機變成印鈔機，這就是最大的遺憾，而且路不是被強迫的，他是自願走進那個金籠子的，這比單純的妥協更讓我感到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