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謀體系（2/2）
「真可謂英雄所見略同啊……」
鬼子失敗地命運。在這一刻已經被註定了。
神尾師團被困在包圍圈中已經兩天了。兩天以來。包圍圈構築得愈發緊密和細緻。布置地兵力也愈加從容與周到。這與國防軍山東前指高效而又卓越地參謀群體是分不開地。從戰略層面來加以思考地話就可以得出結論國防軍地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在中國傳統地軍隊中並沒有單設參謀軍官這一群體。獨裁性強地、統御能力強地將軍往往是一肩挑。根本容不得有同僚或者屬下地爭論行為。獨裁性小地、統御能力弱地將軍雖然往往也會發揮部下和親信地積極性。也會聽取他們地意見。但成制度地參謀軍官是沒有容身之地地。頂多是冠以師爺、參贊等名義地人物（而且往往是文人出身）來幫助參謀、籌劃。他們一般都是統兵將軍地私人幕僚。和長官有著一損俱損、一榮俱榮地連帶關係。並不是隨部隊地進退而進退地制度人員。
清末新軍改制後。雖然強調要向德國學習。也仿效德國模式建立了參謀制度、軍事合議制度等。但由於袁世凱等人地操縱和蘊藏地野心。通常都把軍隊視為個人地私有財產。選拔參謀、下屬地首要條件是看此人忠誠於長官個人否。至於能力則是第二位地。參謀體系只有在主將認可地範圍內才能發揮作用。在這種體制下。參謀制度往往名存實亡。無法形成其應有地保障力。更何況。在視軍權為個人財產和立身安命所在地體制中。如果讓某人出任參謀。往往意味著對其兵權地剝奪。這是任何一個有抱負地軍人所無法容忍地。
於是，出任參謀地人要麼是上級派遣下來監視、防範下級的監軍性人員，要麼是被同僚、上級所排斥的邊緣性人員，要麼乾脆就是上級已準備予以提拔、任用的貴胄子弟，是來走個過場，前來鍍金的臨時性人員。第一種參謀人員與主官之間猜疑心極重，相互間雖然表面上一團和氣，但背地裡的小動作卻可能弄個不停；第二種參謀人員與主官之間無共同語言。幾乎就是可有可無的角色，相互間除了冷嘲熱諷和看熱鬧不會有其他；第三種參謀人員則是參而不謀，光顧著與主官進行個人關係維護了。參謀希望主官能提供一些鍍金的方便，以便為將來升遷謀求資本，主官則希望藉助參謀手眼通天的本事為自己在上司前美言幾句，相互間只有彼此利用、彼此吹捧地關係而無忠心公事的做派。而且，在新軍中，參謀官一般要比主官低兩個級別的軍銜，無論個人地位還是職位都與主官相差甚多，在遇有分歧地時候很難據理力爭。
在辛亥戰事趨於平定特別是秦時竹出任北疆巡閱使後，北疆系國防軍的參謀制度就開始完整地建立和完善起來。熟諳後世軍事體系的秦時竹雖然不可能在部隊中設立政委角色。但提高、突出助手軍官的作用卻下了很大的功夫。國防軍核心領導班子認為，要杜絕軍閥現象、剷除軍權為私人所有的弊端，必須貫徹四個務必：第一個是務必使部隊後勤獨立，使部隊成為單純的作戰隊伍而毋須為供應補給操心，更不給主官插手民政、干預地方事務的權限；第二個務必是指部隊主要軍官保持一致性、獨立性和流動性，所謂一致性是指所有軍官要無條件服從上級命令，在緊急狀態下無條件服從部隊長官或高軍銜長官的命令，所謂獨立性是指主官不能擁有任免本級助手地權力，比如師長不能任免副師長、參謀長等同級助手軍官的權力。以此來保證領導團體之間在一致性基礎上的相對獨立和互相制約，所謂流動性則是強調軍官在軍隊系統內的自由和有序流動，以此來打斷一切小團體構建或私兵團體構建過程，只要保證士兵流動與軍官流動不相互伴隨就形不成兵為將有的軍閥割據。
第三個務必是指務必使部隊編成保持高度的可控性。國防軍最為突出的一條紀律就是部隊不能自行補充軍械和人員，任何部隊如果軍械出現損壞和缺失，必須通過總裝備部系統進行調補，哪怕在戰場上就地繳獲物資也不得擅自補充（當然，事急從權，可能有多少急事呢？）。除了軍械。人員更不能擅自補充，必須如實將人員缺口報與總參謀部。由後者從後備師中抽調已接受過基礎訓練的新兵進行補充，同時必須按照地域進行搭配，防止一個師出現全是湖南兵或者山西兵的狀況，而且一般也不允許補充駐地籍士兵（如某師規定駐地為浙江，如果老兵退役後要補充新兵，一般不允許補充浙江籍士兵），對軍械和人員地嚴格控制是對付軍閥化的有效法寶。
第四個務必則是務必使軍官體系職能劃分保持合理性與科學性，科學與社會愈進步則軍隊所面臨的課題也日益繁多，部隊內部設立的機構也日益繁多，如果將各種職權都壓在主官身上，一方面沖淡了他指揮打仗、訓練籌劃的中心主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個人的高度集權，為了減輕主官的負擔也為了削弱其附屬權力，很有必要加以分權和限制。隨著國防軍四總部的建立，整個從上到下的管理體系開始完備起來，總參謀部負責軍令，總政治部負責軍法、軍學與軍政（人事），總後勤部負責部隊軍需和軍衡（薪酬），總裝備部負責軍械，這四條線從上往下就形成了四個分子系統，在部隊中必然也要有所反映，每個功能模塊地領導不僅要對本級主官負責，也要對其上級對口模塊領導負責，在這種術業有專攻地氛圍中，部隊主官更多地是作為協調者和統籌者發揮其價值，而不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沖淡了作戰、訓練指揮這個中心。比如國防軍將士兵的文化基礎補課和掃盲列為一項極為重要地工作，但如果部隊主官將主要精力用來抓此事，不管成績如何，起碼不是一個合格的主官，他最應該做的，就是在本部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之間進行協調，有效安排好訓練和文化補習的時間和結構安排，至於如何開展，採用何種步驟和方式進行的主要執行者是政治部主任及其下屬。
當然，各個助手機關雖然在職權劃分上是相對獨立的，在領導軍銜上也基本一致的，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區別。以四總部為例，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總參謀部和總政治部總是相對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要重要一些，軍銜條例也規定，總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由上將擔任，總後勤部部長和總裝備部部長由上將或中將擔任，就像內閣各部總長雖然級別一樣、職級相等，但鑑於各部門的情況不一樣，財政部、外交部總是相對農林部、教育部要重要一些，都是可以讓人理解的。在軍隊體系中，這條規定則更為明確在緊急狀態下如果主官出缺或者不能指揮，由副主官接替其職務，然後依次是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後勤部主任、裝備部主任進行接替。
在國防軍四總部建設過程中，秦時竹對總參謀長的任命曾經出現過猶豫，從資歷來說，號稱關外三傑之一的張紹曾比蔣方震更為資深，從能力和對戰略大局的把握上來說，是蔣方震更為出色一些。考慮到蔣方震無論對於總參謀長還是總政治部主任都是合適人選，而張紹曾相對只適合總參謀部時，才做出了如此安排。不過總政治部並沒有因為位置的不同而削弱對國防軍參謀制度建設的貢獻，蔣方震不僅將其在德國留學的經驗和對德軍總參謀部的認識都通過培訓傳授了下去，而且還手把手地培養了幾個優秀骨幹，雖然離脫胎換骨的要求還有些距離，但畢竟已比新軍時代大大加強了。至於德國教官團的教導則更離不開總政治部的參與，總政治部副主任蔭昌中將發揮了他留德多年的優勢，將一切安排地井井有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