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二章十分做作懷謹慎(1/2)
朱厚煒語氣嚴厲,王畿卻並不驚慌。他揖首施禮後,說:「沒想到殿下會知道草民賤名,實在是受寵若驚。恕草民無禮,天壽山已經葬了六位皇帝,地氣已盡,為保大明的國祚,必須尋找新的吉壤。」
「王畿,你不是王陽明的學生嗎?怎麼跑來當起了說客!「正德皇帝十分不屑,又調侃道,」你們這些讀書人啊都有這個臭毛病。喜好大言,說些聳人聽聞的話,來推銷自己的主張。不過嘛,朕今天心情好,恕你無罪。現在閒來無事,王畿你倒是說說看,哪裡才是合適的吉壤!」
「皇上,現在天黑了!」朱厚煒看看天色已晚,林間開始起風了,便勸道,「山間夜寒,我們還是先回小院吧。」
「也好!就依二弟的,這裡說話不方便,我們回去再說。「正德皇帝抬頭看看天色,然後招呼道,」王畿,一起來吧,朕今天倒是想聽聽你這龍溪先生的高論。」
「草民遵旨!」
王畿此時變得畢恭畢敬,他躬身應諾。王畿,王守仁的嫡傳弟子,陽明學派主要成員之一。字汝中,號龍溪,浙江山陰(今紹興)人。但由於他受佛教思想影響較深,致使他在傳播王守仁良知說過程中,漸失其本旨而流入於禪。他在講學時,亦往往「雜以禪機,亦不自諱也」。
王畿後來被歸之為「良知現成派」。他用禪宗思想去理解王守仁的良知說,把良知說建立在虛無空幻的基礎上,認為「心」是虛靜的本體:「靜者,心之本體。」認為良知是當下現成,不假功夫修正。知識與良知有別,知識不是良知,但在良知的作用下可以變為良知。
其思想以「四無」為核心,修正王守仁的四句教。認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則意、知、物皆無善無惡。主張從先天心體上立根,自稱這是先天之學。認為良知一點虛明,便是作聖之機,時時保住此一點虛明,不為旦晝梏亡,便是致知,而不注重「致良知」的功夫;強調自由自在的處世態度。
在原時空,明末黃宗羲認為其學說近於釋老,使王守仁之學漸失其傳。總之,他是王陽明學生中的一個異類,崇尚自由主義,有學者認為他的思想是明朝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代表。而朱厚煒對這類人十分警惕,軍情司和錦衣衛一直非常關注他們的動態。
此時天色已經近黑,山間小道崎嶇,正德皇帝身體還沒有完全恢復,走了一會兒就有些累了。朱厚煒乾脆背著正德回到小院,王畿小心翼翼的跟在後面,一路上無言。前面朱厚煒與背上的正德皇帝倒是有說有笑,兄弟倆互相打趣,跟尋常的老百姓家的兄弟間也沒有什麼區別,
這一幕讓王畿大跌眼鏡。他露出難以置信的表情,在他心目中,無情最是帝王家!可他怎麼也想不到今天在這會看到大明兩位最尊貴的人這麼溫馨的一面。王畿進到小院時好奇的東張西望,這裡更讓他嘖嘖稱奇。別說宮女太監,連一個僕役都沒有。實在是匪夷所思!
更加讓他吃驚的事發生了,他看見齊王朱厚煒親自替正德換了一套乾淨的衣裳,那動作嫻熟,一看就知道齊王經常這樣做,正德皇帝也非常配合,一點也沒覺得有什麼不妥。最後齊王自己也穿著一身居家的袍服,還親自給王畿沏好了茶水,這讓王畿感覺到受寵若驚。可齊王殿下就是那麼自然,讓人感到格外的親切。
賓主坐定,被剛才一幕搞得還有些神情恍惚的王畿,一時間不知從何開口。朱厚煒率先說道:「王畿,孤記得你辭官以後,一直在各地講學。剛才王先生危言聳聽,大話炎炎說天壽山地氣已盡,為保大明的國祚,必須尋找新的吉壤。你今日千方百計想引起我們的注意,現在你得逞了!嘿嘿,你用這種辦法來見皇上,無非是想面君諫言,有所圖謀,而並非為了皇上的康陵選址吧?」
聽到齊王的問話,王畿這才醒悟過來,齊王一語道破他的小心思,讓他覺得有些尷尬。他趕緊對正德皇帝和齊王叩首行禮,這才答道:「啟稟皇上,齊王,實不相瞞,草民的確是為尋找新的吉壤而來,當然也不完全是為尋找新的吉壤,草民確有一事想稟告皇上,此乃關乎大明的國祚的大事,並非草民聳人聽聞。」
「呵呵,說的這麼嚴重,你也不用繞彎子了,朕有點興趣。」正德皇帝出去走了一圈,這會兒的心情不錯,他說道,「王畿,你也別自稱草民了,雖然你辭了官,但畢竟還是官身,說說吧,今天你演了這齣戲,究竟意欲何為?」
王畿恭恭敬敬的行完禮,然後說道:「皇上慧眼如炬,草……微臣確有一事如梗在喉,不吐不快,這件事的確關乎到大明的國祚,臣不敢不報……」原來王畿來的目的是其勸皇帝遷都的,這話一出,把正德皇帝和齊王雷得不輕。看見兩位帝國最尊貴的人目瞪口呆,王畿倒是神情自若的把自己的理由娓娓道來。
王畿認為現在大明的國土面積遠邁漢唐,北京的位置與目前的版圖相比過於偏北了。王畿認為:長安的地理優勢決定了西安再次成為中國首都的優越性。另外中國東部地區,地勢平緩又臨近海洋比較有利於展經濟,但中國的西部地區卻是土地貧瘠,經濟落後,人口組成複雜。但如果大明的都城坐落於此,必然會在政治、軍事、經濟、教育、交通等多個領域帶動整個西部地區的繁榮,同時更方便控制草原個部落。
聽完王畿的宣講,作為一心想成為另一個唐太宗的正德皇帝渾身一激靈,長安,長安!好久遠的名字。可每當聽到長安這兩個字的時候,總會有那麼一些激動人心的情懷在這兩個字眼裡面!朱厚照也莫能例外。
但朱厚煒卻不以為然,西安從周朝到唐朝一直被作為首都的首選城市,因為這裡地處觀關中平原,土地肥沃,四面據險,文化也較為發達。但在唐朝末期,被吐蕃軍團攻入長安,灌溉系統嚴重受損,在以農業為經濟命脈的古代中國,從此喪失了作為首都的資格。
北京地理位置的確沒有西安優越,雖然從元代才開始作為首都,但是保留了大量的行政機構,在經濟、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一定的優勢。再加上西部過度開發,那裡早已不復當年了。不過朱厚煒也認為,作為陪都倒是可以考慮。
長安,作為十三朝古都,有著近千年的建都史,是中國古代影響力最大的城市。作為古都,其建都時間之長,都城規模之大,在中國古代都城史中是絕無僅有的。可是唐代以後,再也沒有人把都城建在長安,國都的位置逐漸由西向東轉移。五代分別以洛陽和開封為都,北宋建都開封,南宋定都杭州,元朝定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後徙北京,定都乃國之大事,需要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在唐末以後的千年間,所有王朝都不再選擇長安一帶作為國都,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關中地區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
朱厚煒反駁王畿的理由也很充分:其一,長安偏西北,距離關東繁華地帶太遠。不過從中國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況來看,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確立是由多種因素決定的,並不是簡單取決於地理位置,而且中國古代「六大古都」更是沒有一個居中的。
具體來說,唐朝中期安史之亂以後,大量人口躲避戰亂南遷,經濟重心隨之南移,南方更是歷史上首次超過北方,成為中國經濟的中心所在。關中距江南過於懸遠,漕運不便。唐宋之際,中國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是客觀事實,但這並不意味著政治中心也必須移到江南去。尤其是這些年,江南經濟的發展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而此時的都城並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
中國自古西北禍亂,至唐末五代十國大亂,西北作為最早的一個地區諸民族氣力已竭,不再是邊疆征戰的重心,重心已經由西北轉移至華北、東北,故而重視度下降。在安史之亂以後的一百多年間,宏偉壯麗的長安城便遭到多次破壞,到了唐末,長安城及關中地區久經戰亂,這種破壞變得更加嚴重。先是黃巢占領長安後,曾放火焚燒宮室,後來各路軍閥混戰,對長安城的破壞尤為嚴重。
而公元九零四年,軍閥朱全忠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陽,對長安城進行了更為徹底破壞。經過這次空前的浩劫,宏偉的長安城被毀滅了。一代名城,化為灰燼,關中地區也遭受了巨大的創傷,到處都是殘破的景象。
朱厚煒還有一個最大的反對理由就是生態破壞。關中地區本來是生態環境優美的天府之國,八水繞長安,使其成為最適宜建都的地方。然而隋唐兩代三百餘年間,關中地區的人口大量增加,黃土高原開發過度,森林急劇消失,天然植被大量減少,水土流失嚴重,土壤肥力下降,導致環境污染,水旱災害不斷出現,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關中地區的生態環境,而唐末以來的戰亂對關中生態環境的影響更為劇烈。朱厚煒最後總結說:經過長期的戰亂,關中地區的自然環境不斷惡化,長安已經無法承載作為首都帶來的環境壓力了。
朱厚煒的反對讓雄心勃勃的正德皇帝有些失望,長安他曾經去過兩次,對那裡他還是挺喜歡的,不過朱厚煒的話又確實句句在理,他也無從反駁。送走了有些失望的王畿,齊王返回後院的時候,發現正德皇帝坐在院子中間的靠椅上,抬著頭看著天上的月亮出神。朱厚煒噗嗤一笑,調侃道:「大哥,還在想您千古一帝的事啊!」
「朕覺得長安挺好的,」正德皇帝不好意思的撓撓頭,又說道,「這個王畿雖然故作大言,但是肚子裡還是有點貨的,讓他賦閒在家不太合適,朝廷應該重新啟用他。」
朱厚煒卻搖搖頭,答道:「我倒不這麼認為,我承認他確實有才華,但這種人絕對不能放進朝堂,否則後果難以預料。」
「哦!此話怎講?」正德問道。
「大哥,這個人的思想很危險,他太崇尚自由了!換句話說,他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做什麼都追求絕對的自由,比如他在蘇州任職時,就公開宣稱朝廷不應該過分的干預商業和經濟,要讓商品經濟自由發展。他還認為朝廷控制鹽鐵和重工業是一種錯誤,應該引入民間資本發展。他認為這樣會發展的更好,這種思想很危險,也代表了現在一部分壯大起來的商人和工廠主心中的想法。資本是逐利的,一旦這個國家被資本控制了經濟命脈,我敢肯定大明帝國就是資本說了算。大哥,你想想看,那會是個什麼樣的情形?就會和當年的鹽政改革前一樣,私鹽泛濫,吏治更加的腐敗。國將不國啊!」
正德皇帝想想以前鹽政時的情形,忍不住打了個寒顫,他可不想回到那種屌絲的日子。想想還有些不甘心,他又問:「那他今日諫言遷都長安,是何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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