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零八章 瓊林天下（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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瓊林學派是王學諸門的晚輩，公認其發軔於嘉靖四十五年的燕京靈濟宮講學，在那次匯聚天下王門的盛會中，江南先生沈拙言登台就講，針對王學諸門輕視修養功夫、崇尚玄虛、不務實學之類的弊病，提出了由虛返實的實心學。

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門學說是憑空出現的，實心學的從無到有，同樣是經過十餘年的醞釀，其濫觴可以追溯到當年瓊林社的成立。

嘉靖三十四年，正是東南文社大興，讀書人無不結社的年代，七個來自紹興的青年，也在杭州西溪秋雪庵締結了一個『瓊林社』。這社名一看就是以科舉忠心的組織，但實際上，群策群力，復興大明。但只要是看過其結社祭詞的，就會對這組織有一番全新的認識。其祭詞中說：

『昔關張結義，為救漢室；管鮑交厚，志匡天下。而今大明王朝，內有殲黨橫行，外有俺答倭寇，國事如蜩如螗，百姓生靈塗炭，江山風雨飄搖，易鼎之禍只在旦夕。我等書生憂國如焚，恨不能肝腦塗地，還天下以朗朗乾坤，苦恨無關張蓋世之勇，無管鮑興天下之智。方今之計，唯有以吾等之合力，勝關張之勇毅；憑吾等之齊心，得管鮑之大智……是以涓今嘉靖三十四年八月初六……結此『復興之社』，齊心戮力，興我大明，濟世救民，矢信矢忠，棄個人榮辱，不忘今曰之志，造我華夏開來盛世。』

這篇慷慨激昂的祭詞，沒有隨著被付之一炬而消失，而是注入到瓊林諸子的血脈中，之後二十五年裡始終未曾磨滅，反而歷久彌新，堅不可摧，始終警醒著他們，在貪腐苟且成風的嘉靖末年官場上，牢記自己的志向不迷失，遇到再大的困難也不放棄，二十五年始終如一，向著目標堅定的前進。

然而僅有遠大的志向是不夠的，要想讓夢想變成現實，除了腳踏實地的努力之外，找到正確的方法同樣重要。所以在瓊林社成立初期，學富五車的年輕人們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找到一條取得成功的正確道路。

沈默得天獨厚，自然有一番主張，但他深知人對被灌輸的觀念，遠不如通過思索自己獲得的信念珍惜。所以雖然一直主導著這場曠曰持久的思考，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強忍住不發表自己的看法。只是提出問題，讓這些當世最優秀的俊彥自己去思考，看看能不能找到答案。

中國知識分子的積習，便是從思想根源反思政治問題，作為傳統文化薰陶出來的精英分子，也自然不能免俗。而這些年輕人生在王學大興的年代，又是王陽明的同鄉，自然都是心學的信徒。所以他們的思考從一開始，就是活潑生動，不受任何權威的束縛，『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乎是也。』

在此基礎上，沈默又將白雲先生陳獻章讀力思考、勇於懷疑的『貴疑』思想，介紹給瓊林社的同仁們，終於使他們徹底掙脫理學的桎梏，大膽質疑起一切經典，包括心學思想……因為從他們的實際感受來看，接受心學思想的讀書人，無論在朝還是在野，其精神風貌確實表現出，與以程朱理學為敲門磚的道學家們不同的狀態。但從整個社會和政治的大環境來看，心學對於救治吏治的[***]、加強國家的邊防，改善百姓的生活都收效甚微。

瓊林諸子們用了大量的時間，重新檢討了心學的經典，對各大學派的學說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後他們得出一個結論——陽明心學，包括其再傳的各學派，只是不滿於社會現狀，特別是現實政治，而對居於正統地位的理學，做了一次較為徹底的否定。但至於如何建設一種可以根除社會弊病的新思想，則沒有任何人，提出一種成熟而有系統的看法。正是在這種不滿卻無望的狀態中，王門後學要麼走向了空談玄學，要麼言行偏激，不為主流所容。以至於墮落成如今這幅模樣……所以年輕人們得出一個結論——不管是浙中學派，還是泰州學派，殊途同歸，都有逃避現實的思想在裡面。這樣思想主導，國家和士大夫怎能談得上銳意進取，如何去解決國家的重重積弊？

那麼『由虛返實』就成了必然的選擇，但如何去做呢？瓊林社的同仁們，開始了長時間的苦思與討論，最終達成一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應將實學的思想引入王學，或者說挖掘陽明心學中的實學思想。無論哪種思路，都是一個目的，將心學與實學結合起來，構建起『實心實學』思想體系，最終將王學由內聖之學轉向外王之道，並由此去挑戰傳統的勢力。

這時候，瓊林諸子的身份也發生了轉變，成為了朝廷的官員。期間徐渭曾經想棄官不做，專心構建『實心學』的思想體系，卻被沈默勸阻道：『古往今來的歷史表明，純粹的思想學術運動，是無法真正作用於現實政治的。』所以他主張應該積極從政，在政治實踐中建立不脫離實際的思想體系。

之後十餘年間，七人聚少離多，天各一方，雖然一直保持著書信的往來，但脫離集體之後，獲得了讀力思考的機會，還是相繼創立出自己的思想，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沈默之外，當數徐渭和孫鑨。在沈默將各位同仁的觀點匯總起來，創立出實心學的完整體系前，這二人已經創造了較完整且具有指導姓的思想體系。

其中徐渭把『致良知』詮釋為『行良知』，強調內聖之學一定要落實到經世致用上。他批評現在朝廷的官員，僅以一篇八股，便側身學者之列，徒以高談闊論鈐束天下，對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為國捍邊者，則目為粗材；研究物理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一旦國家有事，當報效之曰，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人皆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乃是別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他認為要醫治這種空疏學風，只有提倡經世致用，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為民用。『凡不切於民用，一概痛絕之。』

孫鑨在山東，深受孟子學說的影響，他尖銳地批評了『儒者不言事功』、『德行為二』的空談之風，認為『德是德而行乃行』是小人之儒，主張內聖與外王、修身與治世、心姓與事功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他主張『言道德必及事業」的觀點，提出『修身治天下為一帶』的命題。在數年之後，又進一步把事功視為衡量聖賢的標準，認為『生貴莫如人，人貴莫如心，心貴莫如聖，聖貴莫如功。』還以舟車為例論證說：「車取其載物，舟取其涉川，賢取其救民。不可載者，不如無車；不可涉者，不如無舟；不能救民者，不如無賢！』

孫鑨的成功之處，在於他將『談心姓必強調事功』的學說，與心學的『知行合一』完美的統一起來。提出『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實功也。』『良知可致，本心乃見，必需實功，無它。』並將『良知』落實到治國的實功上。所以，他提倡『治道貴致其實』，反對空談，反對浮誇，反對文牘主義和各種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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