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代言（1/2）

若是仁，仁又是什麼，又得扯到一些儒墨之間關於仁的矛盾。

若是直接點頭，這又是不負責任，將來出了問題要有大麻煩。

若取儒家仁的狹義，則補足為禮後乎仁，而克己復禮為仁，以墨家辯術邏輯置換，則等同於禮後乎克己復禮，再簡化為禮後乎禮，適身在墨家又是墨家的二號人物，這是絕對不能點頭的。

你不能說第一名在第一名的後面，認同這個等同於否決墨子的「說知推理」之學，否定邏輯。

若取廣義，仁為儒家所言的一種整體的道德規範的整體，這就更必須要與之劃清界限。別人可以既要儒家的苗，也要墨家的草，適這個副巨子不行。

因為從墨子評價義渠火葬和橋夷食子，以及適篡改的樂土九重之說，道德在墨家的概念里是可以隨著時代而變化的，有時候不是一種準則，而只是一種習慣。

不能說人家義渠人火葬就不孝，也不能說貴族守孝三年就比貧民守孝三日要孝順。更不能說父孝悌這些上下有別服從禮法的東西，是永恆的、不可更改的道德。

但儒家認為道德是永恆的、普適的、不變的，同時又是可以規定於制度的亘古不變的，因此禮才是不分生產力水平治世的基礎。

同意這個，等同於同意在工業社會，有能力必須服喪三年，那麼也就沒有資格嘲笑在工廠定時朝拜這樣的事。因為若禮是對的，那麼服喪三年就必須要在這三年內提供帶薪喪假，算吧算吧家裡親戚死一圈，一輩子衣食無憂，那麼這是資本必然不同意的。到時候就看誰輸誰贏，是禮戰勝了資本，還是資本捏碎了禮。

所以若不可以永恆，那麼就可以變革，並非是萬世不易的。

於此時，這也必然涉及到儒墨之爭，墨家不能承認，一旦承認就要承擔違背了「君、父、孝、悌」等似乎永恆普適道德準則的非議。

若是永恆普適不變的，那么小輩必須服從長輩，身份低賤的必須服從身份高貴的，這完全於墨家的「人無分老幼貴賤，皆天帝之臣，人人平等」的說法相悖。

既是廣義，儒家的仁那就必須包含孝悌尊卑，那麼本身墨家兼愛、平等就已經違背了儒家的廣義道德，所以墨家必須連「仁」的概念也得變。

要麼，就明著說自己不守儒家的仁，但天下有心人很容易將這句話斷章取義為墨家不仁，這正如後世「共妻」之說，於宣傳不利。墨家自始至終，從未說過自己就是要「不仁」。

要麼，就只能另起爐灶，談仁，但又要講清楚自己的仁是什麼，所以變為了墨家仁、但本質上守墨家的「仁」。對外宣傳，人們都認為墨家仁，有心辯論的，又自然落入陷阱難占上風；無心辯論的也只能鬼哭狼嚎說墨家「無父無君，實乃禽獸」，這就落了下乘。

于氏族時代和春秋而言，君父孝悌這些東西，確實是一種有利於社會的、物質基礎之上符合時代的道德，但一旦社會發展……君算個屁？悌誰人守？

因而墨家要把仁，變為「愛己」，墨家中仁的最高境界是兼愛，因為人人愛我我愛人人所以我得到了數倍的愛己。

這裡的兼愛的合理性解釋，必須也必然是以「愛己」為基礎的，不是把一切奉獻給別人的聖徒，而是先愛己，後愛人。

墨者與聖徒之間的區別，在於墨家沒有天堂，所以聖徒愛人，或許也是為了愛己，但是這個愛己最終實現是去天堂。這是一種利。

而墨家則是依靠邏輯自洽，將兼愛與愛己變成一道數學題，理論上確實無懈可擊。這也是一種利。

墨子談到愛，便談愛己、愛馬與用馬的區別。

因為只有知道愛己與愛馬用馬的區別，才能知道如何愛人，連自己都不愛又怎麼知道怎麼愛別人？把愛別人，等同於為了用別人，那本身在墨家看來就是一種錯，甚至直接定義為「用」而非「愛」。

愛天下，自己又在天下之中，所以愛天下等於愛己加上愛天下其餘人。若人人愛天下，那麼每個人都得到了天下人那麼多倍的愛，從邏輯上推出兼愛就是最高境界的「愛己」。

這裡面是邏輯自洽的，若不談愛，將其化為自尊和尊重他人，也是一樣的道理。

但在這之前，就需要依照不同的時代，以不同的政策，使得人人可以最大程度的「愛己」，由此又推出墨家體系之下，公共權力和法律的制定準則和基礎。

比如「十人十義、百人百義」的上古亂世，在「義即為利」的前提下，那麼百人百義中，或許有一種「義」名為絕對的自由，原始的自然形態。

即我可以自由地劫殺別人，來愛自己，使自己得利。但是，我可以自由的劫殺別人，那麼別人也可以自由地殺死我。

然而，根據墨家體系內的功利觀，生命大於財富，飢餓之時選粟米而不選隨侯珠等等論證，可推出：生命權的利，大於財富權的利。

由此，為了每個人都能得「大利」，就需要「集眾義以為義、選賢人為天子」，出讓這部分自己的利給公共權力，以出讓自己不能劫殺別人的小利，獲得別人也不能劫殺自己的大利。

於是墨家之法，不能隨便殺人，理由是：如果可以隨便殺人，那麼自己就有被殺的風險，支持這種律法就是不愛己。

而墨子又言：仁、愛己也。

由此可證，不愛己，等於不仁。

而不能隨便殺人的法，則為仁的一種體現。

又因：生命權是愛己、利己的基礎，推出生命權是一切利益的根本，所以最大的懲罰就是剝奪別人的生命權。

因而墨家之法殺人者死，是為了每個人都減小被人殺死的風險，是為了最大程度的愛己，所以墨家之法殺人者死，是為仁法。

這一切論證的前提，又源於「人無分老幼貴賤，皆天帝之臣，故人人平等」，由此可證，世卿貴族的「生命權」，等同於庶民工商的「生命權」，故而「刑不上大夫」的說法，違背了「利己」原則，即為違背了墨家的「仁」，因而儒家不仁。

由上所述，可知公共權力和公共意志，是為了讓每個人在「兼」這個概念下最大程度的利己，而法律從「上古時代，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基礎上由「同義」的公共意志轉化而來。

由以上仁為愛己、集眾為義、義為愛己從而利天下、人皆平等、公意公利即為法等內容，可證「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

「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是法家的說法，但這個沒有論證，而是結論，是基礎。

墨家通過一些列的論證，得出了「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的結論，從而更加有說服力。

當然，以後來人看，無論是「上古之時，十人十義、百人百義」、還是「於是選賢為天子」、「集眾義以成法」、「舍小利而謀大利為上古義法之始」等等這些，全都是……歷史唯心主義。

全都是一種虛構、一種假設。包括公共意志等等這些，都是虛構，虛構了一個上古時代的情況，以不變的，此時的「人」去推測當時的時代。

但凡這種有些神秘莫測的推測，想要存在，必有其基礎，而這基礎又需要立足於物質的現實。

這種現實就是：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周禮崩解、世卿貴族開始落敗、市民中的工商業者在城市有了一席之地、泗上、齊魯、三晉的私有土地改革，使得出現了這種信奉、喜歡、認可這種幻想理論的階層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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