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2 貨幣和民心】（1/2）

卡特麗娜卡芙公主點頭道：「我知道陛下的脾氣，如果真的要退回華國，不再過問中亞的事務，之前的努力，還有國內老百姓投入的感情，還有全世界看華國的眼光，陛下都會很難受的。」

萌總裁握著卡特麗娜卡芙公主的小手，輕輕地握了握，鼻子一酸，卻沒有要哭，被華皇強忍住了，萌總裁已經將華國，跟他自己，放在一起了，在重生前，他只不過是一個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受過多少屈辱，受過多少白眼，有多少不公，不平等，每一個社會底層的人都明白。

但是現在即便是身處華國最高層，萌總裁仍然沒有脫離原來的很多感受，華國目前的處境，和他重生之前的地位何其相似，雖然已經有了次強，甚至是列強的國力，但是華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是最底層，又是什麼？

世上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要想被人看得起，自己一定要爭氣，要努力，這不管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個人，都必須牢牢記住，不管什麼情況下，都不能自卑！要自信！

華國要想真正在全世界擁有自己應該有的地位，必須通過擺脫這些超級列強的威脅，必須通過一次讓世人矚目的戰爭來完成。

「是的，誰都不想失去中亞省，但是我會做到的，我們都要堅信我們現在使用的制度的力量，堅信華粹黨和華軍，還有華國老百姓的力量。」萌總裁堅定的道。

卡特麗娜卡芙公主靠在華皇的身邊，輕輕地答應了一聲，「我從來沒有懷疑過陛下和我們的國家。」

專業化分工導致的專業知識積累和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是沒有止境的，這種提高又進一步提高了對交易成本的支付能力，這個自發演化過程持續下去，便有可能創造出一個資源利用效率更高、力量更強大的新文明。

華夏的帝國制度下的民營工商業也在緩慢發展，統治集團對民間工商業集團的看法和態度也漸趨緩和。但是民間工商業的生存和發展總要受到許多外部限制。帝國的權力太大了，有利可圖的領域一定會被它霸占和壟斷，可是行政管理的效率逐層遞減特性又註定了它經營不善。經營不善的惡果又要以成本攤派和無償徵調的方式轉嫁給民營工商業集團，轉嫁給大大小小的工匠、商人和企業主。

於是，通過壟斷和攤派這兩種方式，官營工商業既侵占了民營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又削弱了他們的發展能力。

為了發展和自衛，民營工商業集團一直在收買和巴結帝國官員甚至皇帝本人，他們被迫在政治領域投入巨大的資金和精力，以行賄送禮、捐錢買官和培養子弟參加科舉的方式，為本人和後代爭取社會地位和政治保護。

華夏帝國前期曾以死刑遏制工商業者進入官場的企圖，後期在財政壓力下放寬了政策，但帝國對民營工商業的正式保護並未超出牧人對羊群，地位低於農民的二等羊群的保護，目的仍是獲得儘可能多的羊肉羊皮。至於民營工商業者對帝國個別官員的成功拉攏，就好像平民地主對官員的拉攏一樣，作用和影響都是暫時和局部的，不足以動搖暴力賦斂集團的統治地位和整體決策。

在這種環境中生存的民營工商業，並不能發展為賦稅的主要承擔者，他們的盛衰對帝國便不那麼重要。不僅如此，民間工商業者的牟利動機，他們收買官員的行為，在官方意識形態看來還是對仁義道德和帝國秩序的破壞性力量。在和平環境中，他們要求的發展和擴張條件很難得到帝國官員的支持配合；在帝國的危機時期，民間工商業的少數倖存者，通常是一次又一次勸捐勸賑甚至無償剝奪的對象，被當作緩解帝國財政危機的稻草而拉入泥潭。

作為獨大的財政實體，大一統帝國可以自己說了算，根據自身的利益和偏好調整與其他社會集團的關係，並由此決定這些社會集團的生存發展條件。

歐洲眾多的統治者也希望自己說了算，但是缺乏這麼做的實力。在危機時期，華夏的大一統帝國只管加稅，並不用出讓自己的任何權力，而歐洲那些互相征戰的國君卻要拿出壟斷權甚至徵稅權與納稅人做交易，把自己的權力讓給納稅人選舉出來的議會，以此換取他們對加稅的支持。

歐洲存在著類似戰國時期的暴力-財政實體林立的競爭環境，這雖然導致了市場的割裂和戰爭的損耗，導致了相對中華文明及其帝國盛世的落後，但也降低了暴力賦斂集團為所欲為的能力，同時還為資本抽逃提供了去處。歐洲統治者的額外索取不能超過資本抽逃的費用，超出的部分，不得不以權力交換，否則就要破壞自身的財政基礎和政治穩定。退一步說，即使資本的存量部分抽逃困難，資本的增量部分也會望而卻步，這就意味著自身財政基礎逐漸被競爭對手超過，長此以往便有被淘汰吞併的危險。

相比之下，中國的大一統帝國卻不怕資本飛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間資本根本沒有討價還價不成時退出的空間，只能被帝國按住腦袋萎縮在角落裡。

長此以往，當中國的農業型財政基礎被遠方的工商型財政基礎超過之後，生產能力和加害能力全面落後的大一統帝國，早晚要被版圖小得多、暴力和生產力水平卻高得多的新型競爭者打敗。

鴉片戰爭就是這麼來的。

在歐洲的封建割據環境裡，民間工商業集團可以向相對弱小的暴力賦斂集團購買城市自治權，還可以憑藉自身的財力組織武裝或聘請僱傭軍維護自治權。

在英格蘭或以荷蘭省著稱的尼德蘭北部等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中，局部強大的資本力量甚至有機會獲取「主義」的地位。而國王和封建領主卻不得不在衝突中瞻前顧後，擔心鷸蚌相爭，漁翁得利。

在如此複雜的格局中，資本有機會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也有機會取得局部突破，建立一套資本控制暴力的體制，從而為資本的運行和積累提供更適宜的政治條件：穩定公正的司法，適度的稅收，對貿易和財產的保護，比較清廉的政府。總之，儘可能低的交易費用。這種制度又促進更專業更高效的分工體系的演進，形成強大的工業文明，在世界範圍內為自己開闢發展空間。

所謂資本主義制度，就是這樣一個資本控制了暴力和勸說力的制度。這種制度有可能在歐洲產生，卻很難在中國產生。比起中國來，農業文明時期的歐洲缺乏大一統的暴力組織和官僚代理制度，那些小型暴力-財政實體在封建制度中星羅棋布，整個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頻繁。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難以像中國那樣動輒調集百萬大軍捍衛帝國的秩序。同時，歐洲的暴力財政-實體又缺乏與意識形態組織的成功整合，獨立的教會削弱了國王的權威，國王的權威又削弱了教會的勢力。最後，歐洲還缺乏相對隔絕的單一文明和單一民族的地理區域，難以像中國那樣建立並維持一個綜合適應性極佳的大一統帝國制度。然而，正是由於這些缺陷，由於暴力和勸說控制體系中薄弱環節的存在，歐洲的亂世之失才給它帶來了意外之得。

中國的資本並不缺乏控制政府制訂法令的願望，但是缺乏實現願望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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