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6 指示曾紀澤軍購計劃】（1/2）

在明治維新開始前，日本無論天皇，還是維新派，還是幕府就改革問題已經有共識了。

實際上就處於原本的歷史中，清末戊戌變法成功後的狀態。

末代將軍德川慶喜雖然是幕府最高領導人，但他本人卻是個維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還。

只是因為幕府的守舊勢力太深，意見不統一，而且薩摩及長州兩藩心急，等不及了，才發動了倒幕戰爭。

戊辰戰爭結束已經是1869年，最後的餘波西南戰爭是1877年。

因為華皇的關係，這趟戰爭到現在還沒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歷史軌跡發展，西鄉隆盛早死了，但現在西鄉隆盛仍然活蹦亂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華皇出訪歐洲之前，剛剛被軒建章抓住之後，然而華皇下令，軒建章和李鴻章又將西鄉隆盛放了回去。

薩摩及長州兩藩就有與中央相抗衡的實力，而中國維新派幾乎沒有基礎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幫著維新派去跟守舊派斗，最後恐怕會比北洋時期還亂。

無論上層的精英們怎麼折騰，最底層的農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方式不變革，社會還是那樣。

當然，還有一種情形不得不考慮，變革過程里槍桿子裹脅其他盲從者。

華皇向曾紀澤說了他對於國家走向的一些看法，這讓曾紀澤對整個國家的局勢和華皇的對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認識。

曾紀澤也向華皇匯報了他在歐洲的一些學習成果。

曾紀澤一是對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

他從小學教育入手，認為：「中華所謂小學，有古今之分。漢學家以文字、聲音、訓詁為初學津梁，古小學也。宋學家以灑掃、應對進退為童蒙基址，今小學也。」

而「西人所謂小學，則以顯微鏡察驗纖細麼麼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萬物材質凝動之分，生死之異，動植之類，胎卵濕化之所以別。

由細而知巨，由表以驗里，由無用以求有用，由同種以察異種。

以此為小學，與光學、電學之屬，爭奇而並重。設公會邀人觀覽，亦集思廣益之意也。」

以此論之，中國的學問注重人的道德文章，關注主體的修行，而西學注重對客觀事物的考察。

曾紀澤並沒有把西學的路數和中國的「格物致知」對照研究。

雖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國商民，仿效歐洲富國強兵之術、格物致知之學」。

但是，如果他進一步推論，甚或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傳統的學問，並沒有真正遵循「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訓條，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這可能是中國傳統學問有意無意對新儒學（理學）最初教條的偏離，而這種偏離正是導致中國學問出問題的根源吧！

對西方文化的認識，直接滲透到曾紀澤辦理外交的實踐中去。

曾紀澤發現西方國際關係遵循一種規則即國際法，而國際法的根本點在於保護國家主權，保護國家主權還不論國家大小強弱。

曾紀澤對華皇道：「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權。」

這是和東方傳統國家間關係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國際法意識和主權意識給了曾紀澤無窮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國際法作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華皇聽了曾紀澤的話，很是高興，認可道：「說的很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前幾天，我還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說起過教育問題，跟你的說法差不多。」

曾紀澤笑道：「我哪裡有什麼好的辦法，這些都是通過平時對華粹晚報上陛下的發言，總結出來的，只是在歐洲待了幾年，又有了一些新的體會，我平時就是這麼教育思平的。」

華皇微微一笑，對曾紀澤的工作給予了肯定。

在原本的歷史中，曾紀澤在和俄國的艱難交涉中，成功收復了伊犁。他在辯論《煙臺條約》洋藥加稅之事項時，義正言辭地說：「西洋各國，無論大小、強弱，其於稅餉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頒示海關，一律遵照辦理。客雖強而大，不能侵奪主國自主之權。」「加稅之權，操之在我！」

僅此一項，曾紀澤就足以列入晚清名臣的行列，只是他父親的光芒太強大，把這個清末璀璨的外交官的鋒芒都掩蓋了。

曾紀澤對西方社會的體驗和認識，也有不少獨到的見解。

對於外交官，考察所在國「政事語言文字風俗之不同」是一項基本的使命。

曾紀澤在日記中主要記載的就是這方面的觀察結論。

首先看建築。中國建築多平麵攤開，樓層不高，浪費土地。

「西人地基價值極昂，故好樓居，高者達八、九層，又穴地一、二層為廚室、酒房之屬，可謂愛惜地面矣。」

形成這種差別的根本原因，曾紀澤沒有作進一步剖析。

其實這種差別是中國和西方在發展階段上的差別所致。

中國城市沒有充分發展，因為處於農業文明的階段，而西方城市和工商業的快速發展，必然導致地價上漲和高樓大廈。

對於園林建設，曾紀澤也注意到了中西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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