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1章 歷史的演變（2/2）

但凡知道一首唐詩的人，就知道李白的《靜夜思》：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我看到的所有解釋，大致都是這樣：在一個深秋的晚上，李白睡不著覺，躺在床上，看著地上如霜的月光，不由升起思鄉之情。這首寫進小學課本的詩，影響非常廣泛。但這個解釋中有一個大謬：李白詩中的「床」，不是我們今天睡覺的床，而是一個馬扎，古稱「胡床」。

我們要了解這段歷史，首先要了解中國人的起居方式。我們是惟一改變過起居習慣的民族，世界其他民族都沒有改變過。以專業論，人類的起居方式有兩種，一種叫席地坐，一種叫垂足坐。所謂垂足坐，就是坐在椅子上，腿是垂著的狀態。我們是席地而坐的民族。

兩千年前，亞洲地區基本上都是席地坐，比如日本、印度、尼泊爾、泰國、韓國、朝鮮，都坐在地上。我們看韓劇、日劇，主人一回家就坐地上了。坐辦公室不算，那是非常西化的一件事情。歐洲則是垂足坐。歐洲人兩千年前已經坐在椅子上了，為什麼呢？因為歐洲地區氣候比較濕冷，迫使他們高坐起來。而我們亞洲地區，尤其我們中國，早期的人類文明大部分都是發生在黃河流域，環境比較乾燥，人坐在地上可以忍受。

兩千年來我們民族慢慢地由席地而坐，轉為垂足而坐。中華民族非常願意吸收外來文化，我們有時候察覺不到，其實很多習慣都改變過。比如中國人吃飯，今天都是共餐制，但歷史上卻是分餐制，大家一人一份。

我們很多習慣上的改變，很大程度上都是從起居習慣改變開始的。那麼，席地而坐的起居習慣，究竟給我們後來的生活帶來了什麼呢？我們今天的語言上還保留了很多席地坐的痕跡。比如，我們說席位、出席、筵席。筵席，這個詞很有意思。筵，是鋪在地上的大蓆子；席，是鋪在你面前的小蓆子，小蓆子的地位比大蓆子高。

我早年進過哈薩克的氈房。哈薩克保留的習慣就有點兒古制，屋子裡全是地毯，人家招待我們吃飯，每個人前面鋪一個小毯子。我那時候年輕，剛進去的時候還不太懂規矩，一腳就踩在人家小毯子上，人家馬上來擋我。哈薩克人的這個小毯子，就相當於我們過去的小蓆子，功能相當於桌子，你等於一腳踩到人家桌子上去了。毯子上擱著吃飯的東西，每人一個碗，一個饢，還有奶疙瘩，然後給你倒馬**酒。我不太懂哈薩克的規矩，不懂喝酒的規矩。馬**酒好喝，喝多了也醉。我很豪爽地喝完了一碗，碗往地上一擱，人家一下子又給倒滿一碗，我拿起來又喝了，喝完了又被倒滿了。我就開始犯愣，心裡嘀咕：這是怎麼回事啊？你要不喝，還有人在旁邊勸你、唱歌，一定要讓你喝掉。這時候我就慌了，趕緊看別人怎麼做。原來你表示不喝了的時候，要把碗扣過來，表示我已經喝夠了。如果你的空碗沖天，他永遠會給你倒。

《論語》中有一句話：席不正不坐。說的是規矩，蓆子一定要擺正。《禮記》也有這樣一個規定：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五個人以上，德高望重者必須另坐一張蓆子。這就使我們一個偉大的詞彙誕生了：主*******的原始含義是指：主要蓆子上的那個男人，或者蓆子上的那個主要男人。它跟英文chairman完全不一樣，chairman是指椅子上的男人。

我們坐在地上，沒有椅子可坐，所以我們的詞彙與此相關。比如說：我們在聯合國有一個重要的席位，國家領導人出席了奧運會的開幕式，說得都很明確。

詞彙跟我們的起居習慣有關，如果我們當時是坐椅子的民族，今天的詞彙一定發生變化，主席一定叫「主椅」，出席一定叫「出椅」，席位一定叫「椅位」。因為我們是一個席地而坐的民族，今天才有這樣相關的詞彙。

那麼，既然我們祖先是席地而坐，就有兩個問題出現了：我們是怎麼改過來的？我們又是什麼時候改過來的？可能就是從剛才李白說的那個床—胡床改過來的。

我們是席地而坐的民族，遊牧民族帶給我們很多耳目一新的東西。當時我們坐在地上，遊牧民族的兄弟們翻身下馬，從馬背上打開一個扎捆的東西，坐在屁股底下，這個東西就叫馬扎，意思是馬背上扎捆的東西。至今這種家具我們還在應用，出去乘個涼，聊個天，拿個馬扎最方便。這麼一件歷史久遠的家具，影響了我們的生存狀態，改變了我們的起居方式。

馬扎，它有一個學名叫做胡床。「胡」字打頭的詞，一定是外來的，比如胡椒、胡琴、胡蘿蔔。胡蘿蔔是外來的，跟我們吃的紅蘿蔔、白蘿蔔、綠蘿蔔都不一樣。它吃起來有異味，剛開始吃胡蘿蔔的人有時還不習慣。《後漢書》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靈帝是東漢人，這是我們有關胡床最早的一個記載。請注意，這裡有八個詞彙，只有「胡坐」是動詞，其他全是名詞。可見當時高坐是非常重要的變化，高坐決定視野的變化。韓劇和日劇里，房間裡常常都是矮柜子，原因是他坐在地上，用高櫃會覺得非常壓抑。高坐決定家具所有的變化，這就是為什麼起居方式以坐姿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