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剛與柔（1/2）

「鄭皇貴妃？」

申時行還只是七分詫異三分疑惑，王錫爵卻忍不住反問了一聲，然後哈哈笑道：「看不出張公竟有這般三寸不爛之舌，可以說動鄭皇貴妃支持皇長子正位東宮？端的是了不得啊，失敬，失敬。」

毫無疑問，王錫爵自然不是真的「失敬」，因為他的語氣依舊帶著嘲諷，這番話也顯然是在說反話。

張誠果然笑容一僵，稍稍沉下臉色：「王閣老，咱家是很有誠意地來說這件事。恕咱家直言，皇貴妃娘娘能不能將皇三子送入東宮，於她這輩子的榮華富貴有影響麼？甚至就算皇三子本人，將來哪怕做不得太子，至少也是一國藩王，差也差不到哪去。」

「可是，二位閣老如今對高司徒乃至實學一派可有什麼辦法壓制？咱家雖然讀書不多，也知道這官場如戰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既然心學壓不住實學，那必然就只有實學來壓心學了……到時候，天底下這許多心學官員回頭一看，說我心學何以落到這般田地，最後會把責任算到誰頭上？」

張誠這番話說得還真是優哉游哉，畢竟這帳怎麼算也不可能算到他頭上去。心學官員最後要罵也只會罵申時行少智、王錫爵無能，斷然不會有他張秉筆什麼責任。

此時申時行果然聽得有些皺眉，而王錫爵卻面色如常，淡淡地道：「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張誠還真沒料到王錫爵會是這個反應，當下也有些木然。

說起來，張誠對於政治的理解還是太膚淺了一些，更加不明白不同的閣臣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也有不同的考量。張誠沒有想過這些問題，倒是高務實很早以前就審慎思考過，那些思考也是他如今為官風格的依據。

高務實曾經思考，自明中期以降，多次發生群臣與皇帝存在嚴重政見分歧的情形，如武宗南巡、大禮議、國本之爭等。閣臣劉健、楊廷和、王家屏引導群臣犯顏直諫，他們的氣節在當時即被很多士人推崇，後世評說亦不吝褒揚之辭。

而在注意到那些與君主激烈抗爭的閣臣的同時，他也注意到與劉健同時代之李東陽，與楊廷和同時代之費宏、楊一清，與王家屏同時代之申時行、王錫爵等人。總體來看，這些人雖有諫諍之舉，然態度較為和緩，主於調護。

當時高務實就仔細推敲過一番，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在何種意義上與劉健，或者說與明代士大夫群體較為激烈的抗爭行為相異，這其間有無原則性？明人又如何評價閣臣此類行為取向，閣臣又以何種理路對己、對人交代其行為的合理性？乃至於將此種行為取向置於明代政治經歷的脈絡中審察，有無政治角色層面的特殊含義？

早在他還是太子伴讀的時候，他就覺得有必要弄清這些問題，因為這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李東陽諸人行為取向的內涵，還將對明代政治生態的複雜性有更為深刻的理解。而這也是他自己「將來」生存在大明官場的依憑。

在有明一朝的君臣衝突中，如大禮議、國本之爭，士大夫群體往往連番上疏，要求皇帝採納建議，又以「乞休」、「伏闕」等各種方式向皇帝施加壓力。與之相對，皇帝則多採取廷杖、貶黜等方式打壓群臣的抗爭，君臣衝突情狀激烈。

正德元年八月，閣臣劉健、謝遷、李東陽疏諫武宗誅殺內侍馬永等人，勸導武宗理政，武宗不聽。吏部尚書韓文率群臣「伏闕」哭諫，武宗藉故廷杖「伏闕」諸臣。劉健、謝遷乞休，武宗不留，又「以事革韓文職，而杖責請留健、遷者給事中呂翀、劉菃及南京給事中戴銑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

在這種情況下，李東陽雖亦疏言乞休，但武宗不允，遂留任為首輔。武宗去世後，世宗由外藩繼位，世宗欲尊生父興獻王為皇考，改稱孝宗為皇伯考，以閣臣楊廷和、毛紀、蔣冕等人為首的在朝大多數官員認為，此舉變亂帝王統系，於禮不合，一再上疏反對，世宗不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群臣「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太祖高皇帝』或呼『孝宗皇帝』，聲徹於內……及午，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御史余翱、郎中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毌德純，凡八人下詔獄。

於是修撰楊慎、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庭。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

「大禮議」局勢焦灼，楊廷和、毛紀、蔣冕先後因爭大禮去位，費宏繼任為首輔。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中期，朝野諸臣連疏請求神宗早定「國本」，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在當時，「力請者鱗次，四海之所傾心也」。朱翊鈞則強勢打壓群臣，「言官勸請豫教，蓋被降罰，省闇幾空」。

王錫爵也早在萬曆十九年疏諫朱翊鈞，要求早立皇長子為太子。朱翊鈞也是不聽，王錫爵遂以省親為名離京。

萬曆二十年，禮科給事中李獻可疏言「國本」之事，朱翊鈞降獻可外任，時任內閣首輔的王家屏也十分硬氣，封還御批以救言官，並以去位明志，朱翊鈞不留。繼而王錫爵被召還，繼任為首輔。

由此刻見有明一朝君臣衝突的激烈情狀，在當時，許多官員以終結仕途作為其堅持政治主張的代價。

劉健、謝遷言「乞休」，即被允退。僅嘉靖三年數月間，楊廷和、毛紀、蔣冕三任首輔先後因與世宗爭「大禮」去位，吏部尚書喬宇、楊旦、禮部尚書汪俊亦致仕回籍。

萬曆朝幾任閣臣，如王家屏等，皆因「國本」一事忤君，疏言求去，朱翊鈞也不留。由此高務實看出來，士大夫群體積極抗爭，的確給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但在這個過程中，君臣關係亦不免趨向惡化。

楊廷和當年便曾說過：「比議大禮，則以魚水之投，而為水炭之隔。」

君臣衝突初起時，閣臣身處中樞，位近於百官首領，他們難於置身事外，事實上，劉健、楊廷和等人引導了當時群臣對皇帝的抗爭之舉。

而出現因衝突導致君臣關係緊張的局面時，閣臣亦難於置身事外，他們勢必要做出政治抉擇，是持續性的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

閣臣若取直道強諫，甚至一去以明志向，該種行為節義顯見，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對政治原則的持守。但如此決絕，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士大夫對自我價值的否定，此不僅繫於個人官位名利之事，也意味著當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勢中，失去了發揮持續性政治影響力的常規途徑。

閣臣若緘默，直至委曲從君，這有助於當事者獲得皇帝的信任，進而採取可能的手段來緩和緊張氣氛。但如此為之，在強諫明志者前赴後繼的政治氛圍中，則不免要承受關於名節有虧的輿論指責，以及隨之而來的心理焦慮。

總的來說，大規模的君臣衝突既是政治事件，同時也構成一種君臣關係緊張的政治處境。閣臣位勢重要，他們無從迴避地要有所表態。在大規模的抗爭活動後，是持續性地以直抗君，還是委曲從君，兩種行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預設，又皆有局限，這構成了閣臣政治處境的兩難抉擇。

在這種政治處境中，閣臣如劉健，取「直」，如李東陽諸人，則從「曲」。

完全的取直，高務實覺得並不甚佳，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假設「將來」他也取「直」而致仕罷官，那麼這個大明也就幾乎是被宣布「搶救無效」了。因此高務實雖然親手打造了「南疆退路」，但他從心理上是不希望啟用這條退路那一天的。

那麼，閣臣取委曲之道立朝，其政治實踐的特徵又如何？諸如「和緩」之類的形容詞，只是對一種行事風格的簡單化描述，結合李東陽、費宏與王錫爵在首輔任內的政治實踐，高務實當年總結出三點行為特徵。

其一即為順從皇帝主張。李東陽在正德元年隨劉健、謝遷一道要求皇帝誅殺用事宦官，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間，李東陽擔任內閣首輔，在任期間與劉瑾有往來應酬之事。查《明武宗實錄》可知，在劉瑾被定罪前，再未見李東陽彈劾宦官用事的奏疏。

費宏在嘉靖初年隨楊廷和等閣臣與世宗爭「大禮」，「署名公疏，未嘗特諫」。費宏於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間，擔任內閣首輔，充《獻皇帝實錄》總裁官。查《明世宗實錄》，閣臣石珤在左順門群臣「伏闕」哭諫事件後尚有持續議禮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間，費宏再未公開非議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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