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 剛與柔(2/2)
費宏在嘉靖初年隨楊廷和等閣臣與世宗爭「大禮」,「署名公疏,未嘗特諫」。費宏於嘉靖五年至嘉靖六年間,擔任內閣首輔,充《獻皇帝實錄》總裁官。查《明世宗實錄》,閣臣石珤在左順門群臣「伏闕」哭諫事件後尚有持續議禮之疏,而嘉靖三年五月至嘉靖六年二月間,費宏再未公開非議世宗推崇本生父母之舉。
王錫爵在萬曆二十一年被召還為首輔,此後一度支持朱翊鈞提出的「三王並封」之議。朱翊鈞以手札向王錫爵諮詢「三王並封」之議是否可行,王錫爵對言:「以情以理言之,似乎無不可行者。」此後王錫爵又於奏疏中云:「若冊立,乃陛下家事。」
這三人皆曾經以公開的方式贊成士大夫群體的抗爭性意見,然而在「伏闕」、「封駁」等諫諍方式未能感動君心之際,李東陽與費宏從君留任,王錫爵復出任事,且皆在君臣衝突的焦點問題上有順從皇帝之舉。
其二則為反對同僚強諫。在嘉靖朝「大禮議」焦灼時,許多大臣因君臣關係不合而去位,左順門事件使得士大夫群體受禍慘烈,凡此種種皆使費宏不免於懷疑群臣激烈抗爭舉措的有效性。
費宏說:「若無益於天下,而徒欲以直取名,以身嘗難,且使毒流縉紳,如陳蕃、竇武,如李訓、鄭注,如丙寅倉促之舉,則亦不能,且不敢也。」事實上,這個觀點高務實很能理解,甚至他自己的觀點與此也非常類似。
王錫爵自二次出任內閣首輔後,十分注意諫諍言行的策略性,在給同僚的書信中說:「竊恐快意一激,則諸公後路遂阻,以此先布私誠,再申密勸,少待外廷封駁之入,而後從中調護之。來教所謂以忠誠感動,以謀謨斡旋,先得我心矣。」
李東陽、費宏、王錫爵轉而慎言君非,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政治價值觀因強勢君權而發生根本性質的變異,如王錫爵爭取使朱翊鈞早定「國本」的初衷始終如一,其自明心跡云:「不肖發瓜州之後,以正月十四日入都,所急在儲事。」
李東陽說:「竊惟人臣事君,固當竭死生之力,尤當謹進退之節。」
費宏雖主持重,然也說:「敦尚風節,以稍振士氣,在盛世不可無人。」
以上言論其實都說明,李東陽諸人由親自參與諫諍,轉而反對同僚強諫,確有政治態度的變化,但這種轉變尚且只是一種策略性的調整。
至於其三,則是積極救護因諫諍而獲罪的官員。李東陽諸人在皇帝強勢打壓下,於諫諍策略有所調整,但委曲從君之際,又積極救護因君臣衝突而得罪的官員。「劉健、謝遷、劉大夏、楊一清及平江伯陳熊輩,幾得危禍,皆賴東陽而解」。
王錫爵以薦舉此前因建言而落職的官員為己任,「先是還朝之次日,已密與選君謀薦復諸君子之計」。
費宏雖迫於君勢而對「大禮」採取較為審慎的政治態度,但這一思路卻不能全然轉移到與張璁諸人的關係經營上。「璁(張璁)、萼(桂萼)由郎署入翰林,驟至詹事,舉朝惡其人,宏每示裁抑,璁、萼亦大怒」。
待到王邦奇攻訐楊廷和,並牽連費宏,費宏難於自明,亦不肯委罪他人以保祿位,遂一去以明志。
高務實通過對這些閣臣言行的分析,得出的結論便是李東陽諸人的行為取向特徵即費宏所言「委曲將順,乃克有濟」的事君之道。
所謂「委曲將順」,是指李東陽諸人雖贊同士大夫群體的意見,然在君臣衝突的情境中有許多無奈的權宜舉措,具體表現為順從皇帝主張,緩和諫諍姿態;
所謂「乃克有濟」,其實便是「委曲將順」的目的,所濟為何?在時事,在天下關懷,難做一定之論,然而卻肯定不是單純的諛君之路。李東陽諸人行事尚有其原則底線,這從其不肯順從君意追論諫臣之罪,即可看得很清楚。
在君臣衝突情境中,李東陽諸人以「委曲將順」之道事君,在具體政治實踐中調護時局,其退於君臣衝突之爭執,而得從容救護與君爭執之官員。
然而士大夫做出此類行為取向,終究以妥協為動作,且事涉個人榮寵,與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節操、名利觀念等相牽連,引發輿論毀譽不一。
在君臣衝突情境中,李東陽、費宏皆因皇帝挽留而不果行。王錫爵奉召入閣,其諫諍姿態相較於前任閣臣王家屏,大為緩和,且一度支持朱翊鈞「三王並封」的提議,三人皆因「出」、「處」之節而飽受輿論批評。
事實上,輿論對李東陽諸人的評價毀譽參半。貶辭責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氣節,李東陽等人所焦慮者亦在氣節;褒論著眼於其能留任以護持時局,李東陽諸人對自身行為合理性的詮釋亦指向調和之事。
其實,對此類行為取向做何種評價,按照高務實一貫的二分論來看,還是要充分考慮傳統政治文化紋理複雜的情況,避免極端於一方。
褒之過甚,則過分偏於事功,不免於無恥,而近於功利;貶之過甚,則純然以節氣為重,不免於激越,而流於迂闊。
正是傳統政治文化提供了多種評判實踐行為的合理性通路,它們相互融合、制約,最終映射為複雜政治生態中李東陽諸人這一類型的士大夫行為取向。
畢竟,因為這種行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內的士大夫政治獲得了必要的彈性,從這種意義上看,李東陽等人所為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當然,也需要注意到李東陽諸人委曲事君,終究不免於放棄一些原則。閣臣若是這樣做了,就失去了約束同官的底氣。如焦芳者流一時勢盛,李東陽其實也難辭其咎。
高務實之所以此前一直很在乎名聲,珍視羽毛,也有這方面的原因。本來明代的閣臣就並非「真宰相」,若是一味以皇帝寵信而勢壓同僚,卻並非以身作則使人無話可說,難免會有人陽奉陰違,甚至持續不斷地湧現出反對者。
昔日嚴嵩不就是如此?世宗寵信最深之時,也一直都是倒嚴派存在。無非徐階是暗地裡的倒嚴派,高拱是明面上的倒嚴派(註:記得高拱用韓愈『大雞昂然來,小雞悚而待』嘲諷嚴黨聚會的話麼?我記得前文中我寫到過。)罷了,總之倒嚴派從來沒有斷過。
當然,如果非要讓高務實做個選擇,他一貫的看法還是『剛也好,柔也罷,終歸要看目的是否達到』。
只是,眼下王錫爵還沒有經歷群臣強諫而不成的挫折,因此個性明顯強硬,對於張誠的「誠意」也談不上重視,如此才有了這樣的反應,直接用「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來回應。
眼看著張誠與王錫爵立刻就要談崩,終究是申時行這位以八面玲瓏著稱的首輔更懂「彌縫」之道,恰到好處地插了一句話進來。
申元輔仿佛沒察覺出任何一點火藥味,微笑著道:「張公此來,若是帶著鄭皇貴妃的誠意,時行即為臣子,總是該聽上一聽的。」然後施施然伸手虛做一個「請」的姿勢:「便請張公道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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