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8章 經濟與黨爭(卅一)由公及王？（1/2）

第2268章 經濟與黨爭(卅一)由公及王？

皇帝雖然說了「這次你絕對不能推辭」，但顯然高務實不可能真的毫不推辭，只不過對於實學派黨魁的他而言，他也不能和以往的官員似的，表現得好像寧死不受一樣。

大明朝的文官嘛，哪能皇帝說封賞你就屁顛屁顛接受呢？大家都是要面子的，而明朝文官要面子的方式比較特殊，甚至可以說扭曲。

比如說皇帝捧你，你必須得堅辭不受，仿佛不如此就是好權愛名、道德敗壞；皇帝罵你，你必須得甘之如飴，仿佛不如此就是忠誠不堅、畏難懼諫。

總之，你必須要和正常的人性反著來。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大概是理學的負面影響之一吧——存天理，滅人慾。

然而，高務實作為實學派如今的大宗師之一，此前就提出過一個觀點：天理即是人慾。

[註：後世有人說王陽明贊成天理即人慾，這是不恰當的。心學是基於理學出現的，王陽明也很在意天理，只是他認為當時讀書人大多知道或者至少大概知道什麼是天理，只是不願意去做。因此，王陽明更重視「致良知」的「致」，主要宣揚知行合一。不過這個問題大概沒有讀者樂意看，我這裡就不展開論述了。]

不過，高務實這句話有個前提，即在說「天理即是人慾」之前，需要重新定義什麼事「人慾」。或者說，他要為他口中的「人慾」做出一個規範——要區分什麼是「人慾」，什麼是「獸慾」。

比方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叫人慾，坑蒙拐騙、強取豪奪就叫獸慾；為光宗耀祖而努力讀書叫人慾，為升官發財而科舉舞弊叫獸慾。

雖然高務實反對當初申時行他們動輒聚眾講學，實際則不過袖手清談，因此他自己講學很少，但這並不意味著他不發表「學術觀點」。只不過，高務實發表「學術觀點」不是通過講學，而是通過在自家報刊上不定期發表文章來施行的。

毫無疑問，高務實不做無意義的事，他在發表學術觀點的時候都有明確目標：一來，朝廷如果要影響士林輿論，他就需要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論來，而這個理論不能僅僅只是說著好聽，還要有執行的可能。

按照高務實施政的策略就能看出，他一貫的態度是「打擊少數既得利益者，但重視多數既得利益者」。如果這句話不好理解，那麼可以換一句更直白的：團結大多數，打擊一小撮。

是的，任何鬥爭都要講究這個原則，因為只有團結了大多數，才有能力打擊一小撮。否則你自己屬於「一小撮」，你拿什麼去打擊大多數？拿天靈蓋嗎？

他之所以敢提出「天理即人慾」，就是因為在他將「人慾」和「獸慾」區分開來之後，大多數人就會站在他這一邊。為什麼？因為正本清源之後會發現，儒家本來就是一門「入世」思想，而「入世」是要做事的。

擺清高、談心性，屁都不懂，卻誰都敢於批判，偏偏除了批判之外自己屁事不做。這哪是儒家？這是犬儒啊！

高務實這些年發表的「學術觀點」不算多，但其中對這種「犬儒主義」批判卻不少，而這麼做的目的也正是要突出實學派的「務實主義」。如果說王陽明提出知行合一但並沒有明確一個人具體應該「行」什麼，那麼高務實提出的就是實事求是，並且明確指出了該做什麼。

該做什麼呢？不是泛泛而談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而是「發展生產力」，並且「改革生產關係以適應不斷發展的生產力」。

換句話說——別瞎逼逼，都給老子去做事，去想辦法生產更多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問題不可怕，一邊出現新問題，一邊想辦法解決這些新出現的問題。

有人說，中國人想做點事往往需要「托古改制」。是的，托古改制在中國有獨特的社會基礎，因為中華文明在周公之後，其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去掉了「神靈崇拜」而轉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觀現實是高務實一貫的行事風格，那麼就來托古改制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狀元，也知道他的本經是《易》，因此他就從《易》開始論述。

他的學術地位已經擺在這兒了，因此別人需要說得玄玄道道的東西他敢於直抵本原——什麼是易？

按照高務實直白的觀點：「易」就是變化，而《周易》，說到底就是一句話：世界在不斷變化，而你不能改變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斷改變自己來適應世界的變化。

由此，高務實對《周易》的論述就能濃縮為四個字：變與應變。

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高務實對大明的思想理論體系——甚至中國多年來的思想理論體系的一次大顛覆。因為中國古代王朝是沒有發展生產力這個思維的，或者也可以說，農業社會本身也很難產生這種思維。

道理並不複雜，農業的進步是很難的，它很難自行產生跨越式的發展。以「耕地」這件事舉例：出現個金屬犁就是大突破，出現畜力拉犁又是一個大突破，然後呢？然後在犁地這件事上就很難再有新的突破了，因為農業社會能利用來犁地的「力量」巔峰也不過就是畜力。

在這種情況下，歷代王朝雖然還是會有一些社會發展中自行發現的新技術，比如這架犁的結構可以優化優化之類，但總體來說發展緩慢。既然如此，社會生產力進步緩慢，生產關係自然也不需要過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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