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9章 我們只能治病，無法改變別人命運。（1/2）
魔都瑞金醫院胰腺外科重症監護室，清晨六點。
四十九歲的患者沈國華躺在病床上，腹部因為大量腹水高高隆起，像懷胎七月的孕婦。他的皮膚和眼白已經泛黃，這是梗阻性黃疸，胰腺腫瘤壓迫膽管所致。監護儀上的數字並不樂觀：心率112次/分，血氧飽和度92%，體溫38.5℃。
妻子周敏握著他枯瘦的手，眼睛紅腫。過去三個月，他們輾轉帝都、魔都，得到的結論都一樣：晚期胰腺癌，肝轉移，預計生存期三到六個月，已經沒有什麼方法有效，沈國華從160斤瘦到不足100斤。
「沈先生，周女士。」科主任陳主任帶著一位年輕醫生走進來，「這位是剛從南都三博醫院進修回來的李醫生，他帶來了一個新方案，或許有效。」
或許有效？
這對沈國華來說，就是救命稻草。
李醫生是第一批K療法三博培訓班的中國學員之一，他詳細解釋了治療原理、可能的免疫反應、以及最關鍵的一點：成功率。
「K療法沒有治療胰腺癌的先例，不久前才剛剛轉向胰腺癌，實際成功率未知，根據現有的理論數據推測，K療法對胰腺癌的總體有效率約35%，完全緩解率不會到5%。沈先生的情況更複雜，已經出現肝轉移和黃疸，有效率可能更低，估計在15%到20%之間。」李醫生的語氣平靜而坦誠，「而且，因為腺病毒需要經過肝臟代謝，您目前的肝功能狀況可能影響藥物分布和療效。」
沈國華的聲音虛弱但清晰：「不做的話，我還有多久？」
「很難精確預測，但以過往的經驗，可能一到兩個月，同樣這是理論預測。」
「做的話，最好的結果是什麼？」
「如果有效，腫瘤可能縮小，黃疸緩解，疼痛減輕。最好的情況是獲得手術機會，但概率很低。」李醫生沒有美化，「最壞的情況是治療無效，或者引發嚴重免疫反應，加速病情進展。」
周敏眼淚又湧出來：「李醫生，我們願意試，多少錢我們都……」
「費用不是問題。」李醫生打斷她，「沈先生作為難治性病例，治療費用由他們的科研基金承擔，我們現在需要決定的是治還是不治。」
沈國華看著天花板，沉默了足足一分鐘，監護儀的滴答聲在病房裡格外清晰。
「治！」他最終說，「15%的機會，也比如等死強，伸頭一刀縮頭一刀，不如拼一把。」
「好，那我給你安排！」李醫生說。
沈國華的血紅蛋白只有78g/L，白蛋白28g/L，肝功能多項指標異常，總體情況非常不樂觀，不適合做任何對身體有打擊的治療。
但是K療法比起其它治療方案，他對患者的耐受能力要求很低，而且K療法需要大量患者來驗證它最終的邊界在哪裡。
中午十二點，南都三博研究所遠程會診中心。
楊平、宋子墨、徐志良、唐順、陸小路以及遠在清華的陳永年院士，通過視頻連線共同會診。沈國華的全部數據：基因測序、影像資料、生化指標同步顯示在大屏幕上。
「腫瘤細胞確實高表達那個罕見受體，這是好消息。」楊平指著靶點檢測數據，「壞消息是，他的中和抗體檢測顯示對腺病毒5型有高滴度預存免疫。如果使用標準製劑大部分載體可能在進入腫瘤前就被清除。」
陳院士調出混合載體庫的數據：「他同時對腺病毒26型和35型抗體陰性，我們可以用26型載體，這是我們改造後靶向性最好的版本之一。但問題是26型載體的生產工藝還在優化，目前只有實驗室級產量，只夠一次治療。」
「一次機會。」宋子墨沉吟，「如果失敗，就沒有第二次嘗試的可能。」
徐志良補充：「而且……新載體……的長期安全性數據不足，雖然……動物實驗顯示良好，但人體……應用還是首次。」
大家面對著醫學創新中最常見的倫理困境：是用還不夠成熟的新技術去拯救一個幾乎沒有其他希望的患者，還是等待更多驗證，但患者可能等不到那個時候？
「楊教授，您決定。」陳院士最終說，「這是您的患者，您的技術。」
對於新的K療法，陳院士覺得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原材料」供應商而已。
楊平看著屏幕上沈國華的影像資料，腫瘤像一隻邪惡的八爪魚，盤踞在胰腺頭部，觸鬚已經伸向肝臟、侵犯血管。這是一個典型的、教科書式的晚期胰腺癌病例，代表著實體瘤治療中最堅固的堡壘之一。
「用新載體。」楊平的聲音很平靜，「需要提前準備好免疫抑制預案，預防可能的細胞因子風暴；告知患者和家屬，這是全球首例使用該載體的治療，風險未知。」
決定作出後，陳院士立刻安排將實驗室僅有的兩瓶26型載體製劑通過專機送往南都，製劑保存在零下80度的液氮罐中，三博研究所將利用26型載體基因重組K製劑。
為了方便治療，沈國華從魔都瑞金醫院被轉送到三博研究所，李醫生跟著一起來到研究所。
五天後，治療開始。
沈國華已經簽完了厚達十二頁的知情同意書，其中三頁專門說明了新載體的實驗性質。他的眼神很平靜，甚至有一種奇異的解脫感，至少他在為活著戰鬥，而不是被動等待死亡，對一個絕症患者來說，希望，哪怕是一絲絲，也非常重要。
楊平讓李醫生來治療沈國華，這是他的患者。病房裡，大家嚴陣以待。
「沈先生，我們要開始了。」李醫生說，「過程就像普通輸液，大約二十分鐘。之後您可能會發燒、發冷、肌肉酸痛，這是藥物的副反應，對於這些副反應，我們已經有經驗應對，它是可控的。」
沈國華點點頭，閉上了眼睛，藥液順著靜脈留置針，進入他的血管。
治療二十分鐘，嚴密觀察七十二小時。這七十二小時，對沈國華是生死考驗，對楊平團隊是技術驗證，K療法開始挑戰「癌王」了。
……
全球各地，第一批從三博培訓班結業的學員，開始了他們回國後的第一例獨立治療。
巴西聖保羅腫瘤中心，卡洛斯醫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難題。
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五十六歲的乳腺癌晚期女性，腫瘤已經轉移到骨骼和肺部。按照標準流程，卡洛斯在治療前做了腺病毒抗體篩查，結果發現患者對5型、26型、35型全部有中度以上抗體陽性。
「這意味著所有現有載體都可能效果不佳。」卡洛斯對患者家屬解釋，「我們可以嘗試用免疫抑制劑預處理，降低抗體水平後再治療，但這會增加感染風險。」
患者的女兒，一位三十出頭的律師，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醫生，這種療法在巴西還沒有正式獲批上市，僅僅是臨床試驗，如果我母親治療效果不好，我們可以起訴醫院或中國的技術方嗎？」
卡洛斯愣住了，在訓練營，他們學過技術、學過操作、學過併發症處理，但沒人教過他們如何面對這種不信任，這已經不屬於技術上的問題，而是社會學問題。
「治療前簽署的知情同意書已經說明了所有風險。」他儘量保持專業，「但作為醫生，我必須告訴您實情：任何治療都有不確定性，尤其是創新療法的實驗治療。」
最終家屬決定暫時放棄治療，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
卡洛斯看著患者被推出診室，心裡五味雜陳，在培訓班他們討論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在現實里，第一道關卡卻是信任。
同樣的問題在印度孟買以另一種形式出現。
拉吉夫醫生的第一位患者是家境貧寒的結腸癌晚期男性。按照普惠框架的階梯定價，患者需要自付的部分約合3000美元——這對一個印度農村家庭來說是天文數字。
「醫生，我們賣掉土地和所有的值錢的東西才可以湊出這筆錢。」患者的兒子說，「但如果我們花了這麼多錢，我父親還是走了，那我的弟弟妹妹們就什麼都沒有了。」
拉吉夫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培訓班教了他醫學，但沒教他如何衡量生命的價值，如何在一個家庭可能因此陷入赤貧的情況下，建議他們承擔治療風險。
他打電話給南都的培訓班的老師宋子墨，電話那頭的宋子墨沉默了很久，然後說：「拉吉夫醫生，這是普惠框架在全球推廣中最現實的問題。我們能做的，是確保治療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數據真實透明，讓患者和家庭能在充分信息下做選擇。至於選擇本身，那是每個家庭的權利和命運。我們只能治病，無法改變別人命運。」
掛斷電話後，拉吉夫看著診室外排隊的幾十個患者。他們眼中都有同樣的對生的渴望。而他手中的K療法，對一些人可能是希望，對另一些人可能是沉重的負擔。
我們只能治病，無法改變別人命運。
拉吉夫心中默念這句話。
最終，患者家屬放棄治療，他們認為不值得。
……
蘇黎世會議十天後，歐盟委員會衛生總司發布了一份長達八十頁的《關於特定突破性醫療技術數據跨境傳輸的臨時指導原則》。
這份文件沒有修改GDPR，但創設了一個特殊通道：對於經過嚴格評估的、能顯著改善無藥可治患者生存的創新療法，允許在滿足以下條件時進行必要的數據跨境傳輸：
數據接收方必須通過歐盟的數據安全認證；
傳輸的數據僅限於臨床決策必需的最小範圍；
設立聯合監督委員會，歐方擁有數據訪問的實時監控和一票否決權；
所有數據在歐盟境內必須有完整鏡像存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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