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四百三十三章 心思（1/2）

大梁國朝初立，便埋下「海陸之別」的根苗。當年京兆梁門一脈孤存，得南海公室傾力擁戴，於廣府登基建制。隨後揮師北伐、定鼎中原、還都洛都的偉業，實賴南海公室麾下勁旅，及海外諸侯藩屬的鼎力襄助——這份軍功與財力，讓海疆勢力在新朝根基初定時，便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待大梁歸復舊都，朝堂格局漸生變化。天子為穩固北地統治，不僅召回京兆梁門四散的故舊部將，更開科取士，吸納北地士人俊彥入朝。由此，以南海公室、海外藩屬為核心的「海派」，與以京兆舊部、北地士人為骨幹的「陸派」，形成了新朝最初的權力分野。

只是這分野起初模糊難辨。兩派或借婚姻聯親，或憑師門結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織態勢。在平定北地亂象、整頓民生的共同大業中，雙方尚能以天子與朝廷為尊，和衷共濟，未露嫌隙；反而相互權衡和制約，形成某種進取和競爭之勢。

轉折始於關中大戰的潰敗。前朝余脈西唐，得西北諸道聯軍擁立，於關內死灰復燃，與大梁形成長期對峙。此役不僅讓延邊地區的收復功虧一簣，更催生了一批形同藩鎮的地方勢力——朝堂的「海陸之別」，也自此從暗流涌動，轉為明面黨爭。

海派勢力的根基在南海與海外，多年來為北伐輸送了無數財力、兵源乃至親族子弟，早已厭倦與西唐的拉鋸消耗。他們主張見好就收，暫緩西征以休養生息，更迫切要求朝廷兌現開國時許下的爵祿酬賞。

陸派則截然不同。以京兆梁門舊部為核心，他們自恃「中原正統」，懷抱著大一統的執念，堅持要砸鍋賣鐵、磨牙吮血，不惜代價將戰事進行到底，務必與西唐分出正統高下。「海內歸一」的激進主張，與海派「分鎮酬功」的訴求激烈碰撞，竟致前線戰略搖擺，戰線屢屢潰敗。

最終，隨天子入主洛都的南海公室（暨國朝攝府），成了最後的緩衝。在攝府的調解與壓制下，黨爭才未演變為禍國之局。但代價慘重——朝堂中爭鬥最激烈的幾大派系，皆遭天子與攝府雙重打壓，或煙消雲散，或轉入地下蟄伏。如今大梁通緝多年仍活躍的順義、興化等黨人，便是當年或是極端激進，或是極度保守派系的殘餘。

開國先帝亦在此番動盪中深受打擊。雖未失勵開拓進取、精圖治之心，但早年逃亡留下的暗疾愈發沉疴，身體每況愈下。為確保帝位傳續安穩，他最終將軍國大政託付給南海公室出身的大相國——這一舉動，既開啟了攝府執政的先例，也為日後的朝堂格局埋下了新的伏筆。

因此，現如今的大梁國朝，「海陸之別」雖已無明確分野，甚至成了不可公開提及的政治禁忌，但地域出身、家門背景帶來的立場傾向，依舊在朝堂暗處蟠根錯節。廣府留司重臣、常年坐鎮韶關的三司判事盧景，便是這股潛流中典型的陸派傾向者。

盧景的根腳，源自乙未之亂中崩滅的北地巨族——范陽盧氏。當年五姓七望在亂戰中慘遭傾覆，他的先人攜殘部南逃嶺內，最終聚附於大梁天子麾下，成為「南投派」（亦稱「北人黨」）的核心成員之一。對這一支北地世家而言，歸還故土、重振門楣，是刻在骨血里的執念；相較響應南海公室崛起的海外藩屬，他們天然更親近以中原正統自居的陸派余脈。

也正因這份立場，當北地將門出身的宿將崔敬之出鎮廣府後，盧景順勢接下轉輸北國軍資、藩貢的差遣，常駐五嶺要衝的韶關重鎮。他與廣府留司的其他幾位帥臣形成「內外相制、異論相攪」的制衡格局——崔敬之主掌嶺南軍務，側重鎮防地方與應變；盧景則扼守南北通道，掌控後勤命脈，暗合朝廷對嶺南「分權防亂」的考量，也讓陸派在海疆勢力雲集的嶺南，保有了一席之地。

而而靈素君的南下領內宣撫，未嘗也不是朝廷對於，作為昔日南海公室的祖地；也是海派思潮湧動的大本營和發源地，卻逐漸邊緣化的廣府留都；可能存在某種情緒和傾向的表態？

這些盧景相關的大致背景訊息，正是江畋啟程前往韶州前，崔敬之所特意提點的。那位身經百戰的大都督，彼時正摩挲著案上的兵符，語氣凝重地叮囑：「盧景的根子在北地，執念在故土，你應對他時，既要曉以朝廷大義，也要防他因私廢公。」

只是崔敬之的提點，終究帶著自身立場與戰場見聞的局限——其中有多少是確鑿事實，多少是細節偏差，又有多少是刻意強化的傾向性判斷，都需要江畋在與盧景的交鋒中，親自驗證、辨明。畢竟嶺南局勢詭譎，任何偏頗的信息，都可能成為致命的破綻。

另一方面，他所故作不經意間，所提及到的「四海衛」，還有「南苑秘營」，也多少再度激發了江畋此身，某些記憶的片段殘留。比如，在羽林孤兒的見習期間，就曾有個自稱「四海衛」相關的人等，試圖以功名前程、報效大義招攬過此身；只是後來不知出了什麼變故，此事無疾而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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