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6章 與我無關（1/2）
其實對於北宋官員而言，這統計學並不陌生，就比如說青苗法，王安石也通過觀察，得知地主大概放多少利息，百姓的財務又是一個什麼情況，然後再去設計這青苗法。
再比如說范祥的鹽法，也是通過統計，知道在鹽價低於每斤35錢時購進，高於每斤40錢時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
只不過王安石他們的統計相當糙。
青苗法在京東東路執行的時候，也正在江南推行，但是江南就沒有出現京東東路的問題，就是因為江南土地肥沃，一年可以種兩季，故此大多數百姓是及時還錢的。
而王安石的青苗法調查，就是僅限於江南的情況，沒有考慮到北方和南方其實是不一樣的。
司馬光、蘇轍都曾對此提出質疑，但是王安石沒有搭理他。
而且王安石他們的統計，是僅限於自己的觀察，沒有一個具體的標準，沒有標準就無法服眾，你有你的觀察，我有我的觀察，中國這麼大，大家看到的都不一樣。
最為關鍵的是，就是他們這種統計學，在朝中是不得人心的，因為有違當下的主流價值觀。
包括范祥、薛向，這些頗具經濟才華的官員，他們在朝中都沒有什麼威望，真是天天被人彈劾。
因為大家都是從道德出發去談經濟，你偏偏要談利益，那就顯得格格不入。
張斐顯然是吸取了他們的教訓，他永遠是將利益建立在公平、公正、誠信之上，主打其實還是道德。
這跟王安石、薛向他們其實是很不一樣。
王安石他並沒有很好得掩藏，自己為國斂財的目的。
還是青苗法。
收兩分利，而且一年還分兩期，這也就是比那些趁火打劫的地主好一些，但這跟道德沒有半毛錢關係。
不管是司馬光，還是蘇軾、蘇轍，都認為你這利息太高了，要說你不是為國斂財狗都不信。
張斐就不這麼幹，我先免你們的交易稅，再收你們的倉庫稅，主打一個公平。
他往往能夠占據道德制高點，而王安石是從未占據過道德制高點。
王安石對青苗法的解釋，永遠都是，地主收那麼高，我才收兩分，我不是為民著想嗎？
但這個理由，經不起推敲，因為不是每個地主都收那麼高，很多地主也收一分、一分五，免息的都有。
很多人也就這一點抨擊他。
不夠細緻。
但張斐還主打一個細。
當富弼他們看到張斐呈上的調查報告後，不禁都是瞠目結舌，更不知該如何應對。
與他們想像中的還要細緻。
雖然這上面只是酒稅的對比，但一目了然，讓人能夠直觀地感受到，兩地百姓的生活水準。
過得一會兒，富弼突然抬起頭來，向張斐問道：「根據你提交的這份證據來看，這酒稅的調整，還涉及到酒類的不同。」
張斐點點頭道：「正是如此，調整酒稅主要是為調控糧食，公平起見，非糧食釀造的酒，自然不應該給予增稅。
而目前市面上酒類所需糧食是各有不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果酒，眾所周知，果酒所需的糧食是極少的，甚至沒有。
如果為求調控糧食，而針對果酒進行增稅，這顯然是不公平的。
河中府在調整酒稅第二年，關於酒稅的收入，就立刻恢復，原因就在於，酒戶開始大規模釀造果酒，從而避免負擔更高的酒稅。
好處就在於，使得糧價趨於穩定，也能夠讓官府購買更多的糧食。同時，關於酒稅的收入，並沒有持續走低，又維持到平均水準。
這還是一個例子，中間還有很多細分，以糧食為準，根據釀酒所需糧食的不同，制定不同的稅。」
富弼稍稍瞄了眼院外，但見那些商人是一個勁地點頭，對此似乎非常滿意。
這確實非常公平。
你既然說增加酒稅的目的，是為調控糧食，那跟我果酒有毛關係，如果增加果酒的稅，這顯然就說不通，一份完善法案，必須要在邏輯說得通。
這也是王安石不足，他絕對不會細分，肯定是針對所有的酒收稅，司馬光肯定會就這一點，抨擊他的政策。
能夠打敗司馬光的，唯有比他更細。
現在司馬光望著那份數據，已經陷入學習當中，這份數據為他打開一扇窗，將來又可以從哪些角度，去反駁王安石的新政。
趙抃突然問道：「在你們檢察院的這份法案中，雖然放開酒麴的限制，但是酒戶還是需要從官府那裡獲得釀酒資格？」
「是的。」
張斐點點頭道：「因為放開釀酒的限制，不等於是放開規範，我們必須要保證客戶的正當權益。
官府應該將責任，放在酒的品質上面，確保客戶不會喝到被稀釋的酒，不會喝到有毒的酒。
而且，當出現這種事後，公檢法能夠準確地找到負責人，如此就能夠為那些客戶討回公道，維護他們的正當權益。
當然，這也能方便管理，至少稅務司也不用每家每戶地去觀察，他們有沒有在釀酒。」
趙抃又問道：「會不會有人利用這個限制，去對酒戶敲詐勒索？」
張斐搖搖頭道：「我們其實不擔心，有人借用這一點，去對酒戶敲詐勒索，因為裡面會包含詳細的申請規定。
如果你遵守了規定，又拿不到資格，你可以提起訴訟，這就是我一再強調，不要去畏懼公檢法，訴訟是在捍衛自己的正當權益，這與以前是有很大的不同，關於這一點，我也在國子監的教室里說到過，如今正在一步步實現。
唯一值得擔心的是，就是有人弄虛作假，給予那些本不夠資格的酒戶釀酒資格。關於這方面，檢察院、警署都會進行相關抽查的，同時酒戶也會相互監督。河中府就有酒戶檢舉過其它酒戶。
其中一旦有人弄虛作假，傷害的就是那些正當酒戶的權益。」
趙抃稍稍點頭，心想，這小子比我們想得還要周全。
富弼接著道：「張檢控可有考慮到，榷酒制和榷曲制，同樣也涉及到不少人的權益，比如曲院的酒匠，如果改為酒稅制，那這些人又該怎麼辦？」
張斐道：「關於這一點，下官認為朝廷可以去參考河中府的一些政策，河中府當時也遇到過這種情況，因為朝廷長期施行榷曲制，使得許多酒樓就缺乏熟悉釀造酒麴的酒匠。
因此河中府在改革酒稅的時候，是將當地的曲院拆分開來，提舉常平司通過解庫鋪，與當地的商人合作，成立一個個釀曲作坊。
當地的酒匠並沒有因此丟失生計，反而賺得比之前更多，他們的工錢至少翻得一番。」
富弼問道：「可是在你的法案中，並未提及這一點。」
張斐回答道：「因為這完全是屬行政政策，我只能提供一些證據，一些建議，但不能寫入法案中。」
富弼沉吟片刻，心道，看來目前為止，還是只有他真正能夠做到政法分離。又道：「你方才提到提舉常平司通過解庫鋪與當地商人合作，這與榷曲制又有何區別？」
張斐回答道：「一個是行政司法規定，遵循的是朝廷政令。而令一個是商業契約約定，遵從的是契約原則。
「就算如此。為什麼提舉常平司不直接與商人合作？」富弼又問道。
張斐回答道：「因為如果一方是官府，而另一方是民間作坊，直接合作的話，這會令商人感到不安，因為雙方的地位本就不平等，這是很難成功的。
但是通過解庫鋪與商人合作，就變成商人和商人之間的關係，所有的一切都將遵從契約約定，公檢法也是能夠更好地介入。
而這在份約定中，提舉常平司並沒有決策權和管理權，就只是享受盈利，真正去運作這個作坊的還是商人，而且是允許其他人商人與之競爭的。」
富弼又問道：「既然你認為，朝廷在酒制方面，應該是以收稅為主，那為什麼還要讓提舉常平司摻合進去。」
張斐回答道：「富公似乎對此有所誤會，不是我允許與否，我沒有這權力。提舉常平司為什麼不直接與商人合作，那是在於他們自己認為這做不到，沒有商人敢與他們合作，而不是我們公檢法不允許他們這麼做，下官雖然身為河中府的大庭長，但沒有這方面的權力。
當時的具體過程，簡單來說，就是因為河中府酒稅存在著很多問題，是非常腐敗，導致百姓和國家的利益都受到損失，於是下官基於法制之法，捍衛國家、君主和百姓的利益，從而規範了契約原則，商稅則例。
然後提舉常平司根據皇庭頒布的法律，做出這方面的調整。
當時官府那邊既得顧忌那些酒匠的生計，又希望財政繼續增長，當然，如果在坐的各位認為，這麼做是官府不願意放棄酒麴的利潤，也不能說是錯。
總之，基於這些原因，他們才會決定通過解庫鋪與商人進行合作。
我們河中府皇庭無意干預，官府怎麼運作。再說回這個法案，檢察院方面只是要求改為稅制，只不過富公方才提出這個問題，下官就只是拿河中府為例，因為河中府政績非常不錯。
如果朝廷有更好的辦法，也是可行的，這是兩回事。」
在坐的人這才恍然大悟，提舉常平司是王安石弄得，當時是元絳根據公檢法的情況，迫於無奈，才對政策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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