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9章 謀反案（七）（1/2）

張斐都有心情與王鞏、齊濟吹牛打屁，可見局勢對他已經是非常有利。

李磊也不想再做掙扎。

他也做不了，他哪懂這些道理。

張斐又站起身來，迎著吳天那憤怒的目光，問道：「在今年的一月中旬，你曾派人伏擊稅警，且殺死三十五名稅警，你可承認？」

吳天十分得意地呵呵道：「不錯，這的確是我幹得，因為之前我就聽說，那稅務司揚言連草寇的稅都不放過，所以我很想見識一下這稅務司有甚麼手段。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他們的手段，也就是拿錢去誘惑我的人。於是我就將計就計，讓我的人假意被他們收買，然後再設伏阻擊他們，只可惜，未能將他們一網打盡。」

話說至此，他稍稍一頓，「話又說回來，正是因為首戰大勝，以至於我小覷了稅務司。事到如今，我也承認，這稅警的戰鬥力是禁軍的百倍都不止，倘若那晚我遇到的是禁軍，呵呵，即便中計，我依然能夠大獲全勝。」

張斐道：「那你有沒有想過，伱這麼做，會引來朝廷的圍剿？」

吳天冷笑道：「老子早就想反了這軟弱無能的鳥朝廷，還會怕這些。」

一陣譁然聲響起。

但並非是吳天說漏嘴了，而是他心裡也非常清楚，這謀反罪名是逃不掉了，還不如囂張一點，發泄一下心中的怨恨。

張斐道：「我問完了。」

趙抃又看向李磊。

李磊忙表示沒有問題。

他都已經這麼說了，那真心不能再為他辯護了。

趙抃點點頭，又瞧了眼天色，見正午將近，於是道：「暫時先休庭，下午繼續審。」

因為檢察院將這三十多個人算成一個案子，所以要等到全部審完之後，再一塊宣判。

但吳天謀反的罪名是否坐實，對於後續審理，是極為關鍵的，因為那些豪紳、財主只是跟吳天有關係，或者說支持吳天對付稅務司，他們自己並沒有謀反舉動，如果吳天的謀反罪名定下，那他們極有可能是協助謀反，對於謀反這種罪名而言，哪怕是協助謀反，等同於謀反啊！

休庭之後，頓時是輿論大噪。

李磊側耳聽去，見無人在討論吳天的死活，甚至都沒有人討論這個案子，而是都在談論那「不可缺少的惡」。又向李國忠道：「義父，好像他們都不關心此案了。」

李國忠嘆道：「對於我們而言，這是好事啊！」

李磊道：「但如今吳天基本上是逃不掉謀反的罪名，局勢對我們非常不利啊。」

李國忠道：「那些人想要無罪釋放幾乎是不可能得，我們也只能奔著謀反罪去打，這尚且還有一絲希望。」

「此子的宣傳手段，真是千古難得一見！在這一點上，我與他的差距，就如同他的文章與我的差距一樣啊！」

王安石是哈哈笑道。

呂惠卿不明所以，問道：「恩師何出此言？」

王安石道：「這你都還未聽明白麼，稅是不可缺少的惡，而稅法是用來限制此惡，你說他的用意是什麼？」

呂惠卿這才恍然大悟，「宣傳他的法制之法。」

王安石點點頭道：「正是如此，並且依我之見，會取得非常大的成功啊！」

這百姓最恨什麼，絕對是苛捐雜稅，當張斐將稅定義為「惡」，百姓是肯定贊成的，這是毋庸置疑的。

倘若「法」能夠限制此「惡」，那百姓會不會支持「法」？

絕對會舉雙手雙腳來支持「法」的。

這其實還是在宣傳「法」，並且勝過之前的一切宣傳。

王安石對於此番操作那真是佩服的五服投地，如果這觀點深入人心，那麼百姓有多麼痛恨「稅」，就會有多麼支持「法」。

真是令人拍案叫絕。

當然，他這麼開心，也是因為他非常支持張斐的這個觀點。

「不可缺少的惡？」

呂公著是若有所思道：「這與儒家對稅的定義有何區別？」

他一時還未轉過彎來，還在思索，以前是怎麼定義的？

熟讀史書的司馬光就道：「其實儒家思想並未對此下定義，但是從史書來看，儒家是將稅兩分，將苛捐雜稅視為惡，輕徭薄賦則是視為仁。而張斐是將稅定義為惡，無論是苛捐雜稅，還是輕徭薄賦。」

文彥博點點頭道：「君實言之有理，二者看似相近，但其實是天壤之別。」

呂公著似乎想明白了，但又糊塗了，不禁問道：「那誰更有道理？」

既然二者有區別，就要分高下啊！

司馬光撫須道：「其實不在於誰更有道理，而是在於儒法理念的不同。與法相對的就是惡，但是與儒相對的則是善與惡。」

富弼搖搖頭道：「君實此言差矣，此法亦非法家，而是法制，法家相對的是惡，但法制可不是。」

文彥博點點頭道：「方才張三的一番解釋，其實已經講明此理。也就是關於稅法的解釋。法家並沒有將稅定義為惡，而是將逃稅、漏稅定義為惡。而張三是將『稅』定義為惡，此二者亦是天壤之別。法家相對的是人，而法制相對是。」

話說至此，他突然意識到什麼，旋即閉口不言。

一旁聽著劉述忙問道：「文公，是什麼？」

文彥博、富弼他們默契地相視一眼，均是撫須不語。

司馬光就比較耿直，直接道：「是權力。」

劉述面色一驚，但很快就明白夠來。

張斐一直強調，將「惡」束縛，那麼問題來了，此「惡」為何能夠掙脫束縛，根據牛頓定律，背後肯定是有一個力在推動此「惡」去衝破束縛。

官場中是沒有什麼地心引力的，官場中就只有一個力，那就是「權力」。

那麼再回過頭來看，束縛的也就是權力。

呂公著又問道：「二者孰優孰劣？」

「？？？」

幾個當代最聰明的人，不禁也是面面相覷。

文彥博撫須道：「其實二者所追求的結果，可能都是輕徭薄賦，只是採取的手段不一樣。」

他還是認為此與二者的理念有著莫大的關係，在儒家系統中，君主是核心，故此是以規勸君主為主，若不分善惡，又如何去規勸君主，總不能勸君主行小惡，勿施大惡。

在儒家體系中，所有的人和事，都是有對立面的，對錯，善惡，君臣，父子。

故而，苛捐雜稅是為惡，輕徭薄賦是為仁。

法制之法則不同，它的理念是捍衛正當權益，在這個理念下，收稅就是一種惡，收稅絕對有侵犯個人正當權益，但這又是必要的，而法制之法是不需要去分善惡，因為他本身就能將惡給束縛住。

但束縛住的結果，多半還就是輕徭薄賦。

這跟法家之法是極為不同，法家之法並非是強調束縛惡，而是強調逾越者為惡。

在法家之下，稅是可以無限膨脹的，這不是惡，但若你不交稅，這就是惡。

但是在法制之法下，稅本身就是惡，必須得束縛住，不能無限膨脹，必須得小心謹慎。

法家和法制，行為其實是類似的，只是對「惡」的定義不同。

那麼文彥博就認為，孰優孰劣，是見仁見智。

但是富弼卻不這麼認為，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可分出優劣。」

文彥博的孰優孰劣，其實站在統治階級，也可以說是站在士大夫階層，對於他們而言，這只是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是富弼是站在百姓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

若從百姓的角度來看，會更偏向哪種？

肯定是傾向於定義為「惡」。

輕徭薄賦，百姓也不一定承受得起，當然也是惡。

文彥博又問道：「那富公以為，孰優孰劣？」

富弼先是一愣，旋即皺了下眉頭，搖搖頭道：「這還真不好說呀！」

此孰優孰劣，問得並非是儒法理念之爭，而是指當百姓將稅全部定義為「惡」和將稅區分善惡。

此問，就是從治理的角度來看。

但這是從未有過的概念，富弼也不知道，當百姓認同這個說法，到時是增加治理的難度，還是減輕治理的難度。

到底孰優孰劣，他也不敢妄下評價。

司馬光突然道：「雖說百姓可能會傾向於不可缺少的惡，但我以為這並不利於朝廷治理，若都定義為『惡』，百姓是難以理解的，可能會認為交稅就是惡行，因為大多數人可能都不懂何謂『不可缺少的惡』，若分善惡，百姓是能夠更好的理解，同時也能體現君主的仁政。」

劉述點點頭道：「君實所言甚至有理，可如今此話已經傳出去，我們又該如何避免？」

司馬光卻也不知如何回答。

呂公著突然道：「這個問題，一日兩日是討論不明白的，我們還是先找個地方坐下，邊吃邊談。」

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和司馬光在思想方面的不同，王安石是非常支持不可缺少的惡。

因為在王安石看來，在收稅方面強調仁政，那就是偽君子的行為，上面天天仁政，下面天天叫苦，就不如承認這是惡，不管是增稅，還是減稅，都有道理可依。

如今就是只有減稅有道理可依，增稅就找不到道理，但國家有些時候，是必須要增稅的。

而司馬光還是更偏向於傳統。

然而，他們這些學問大家，都未有討論出一個結果來，可見這個話題是真的具有爭議。

整個中午，都沒有人再關注什麼謀反案，大街小巷，全都在議論這不可缺少的惡。

說到底，謀反案多數人也就只是看個熱鬧，干他們屁事，但稅收跟每個人都有關。

大家都在討論，到底哪種定義對咱最有有利。

但正如富弼所料，多數人都更偏向於不可缺少的惡，倒不是說他們悟透此中道理，而是當下的稅收制度，令大部分人都感到非常不滿。

反倒是稅務司給予了他們一絲希望。

熱鬧的正午過後，下午繼續開庭審理。

下午坐在犯人席上的不再是吳天，而是齊州非常有名的豪紳羅海，而他姑父徐治中便是開國功勳之後。

相比起之前審問吳天，權貴們顯得更加緊張。

他們也不見得跟羅海認識，但是他們清楚，羅海是代表他們整個階層在這裡受審。

張斐站起身來，「羅海，你與吳天可相識？」

本章未完，點選下一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