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8章 西門子家書（2/2）
與我們事先猜想不同的是，亞瑟·黑斯廷斯爵士的帝國出版旗下居然不包含新聞出版業務，他既不涉足晨報也不涉足晚報，但這不代表他對於艦隊街的影響力就僅僅局限於圖書出版領域。
事實上，由於英格蘭電磁電報公司的存在，他受到了艦隊街所有報社的尊重。
在艦隊街，即便是對他最不友善的《晨郵報》和《環球報》，他們的報社編輯看在電報的份上，在碰到那些可以攻擊亞瑟爵士的情景時，也只能選擇對他本人避而不談。
說起電報的應用，不列顛如今已經大大領先於歐洲大陸。
幾年前，當鐵路尚未出現、輪船班次稀少並且抵港時間總不準時的時候，《泰晤士報》就已經自建了信使體系，並且長期與《晨郵報》競逐馬賽至倫敦的陸路郵包運送時效。
有時《泰晤士報》占儘先機，有時他們的信使又會被《晨郵報》的信使擊敗，兩家報社的代理人在馬賽至加萊的沿途大肆撒錢，彼此鬥智鬥勇地包攬所有驛馬，而在鐵路出現後，為了爭奪英國第一大報的位置，他們又將時效競爭轉向了承包鐵路專列。
然而，在電報出現之後，兩家報社的惡性競爭幾乎在一夜之間就被英格蘭電磁電報公司不斷鋪設的電報線路擊的粉碎。
由於《泰晤士報》與帝國出版的良好合作關係，他們獲得了電報線路的優先使用權，從而在新聞時效上將《晨郵報》甩出了一個身位，並一舉坐穩了英國國民報紙的行業地位。
《泰晤士報》向來出人意料又迅速轉變的立場，不僅在不列顛，甚至在德意志也已經是盡人皆知。他們的政治立場對大多數人而言是個深不可測的謎團，即便對多數英國人也是如此。
得益於亞瑟爵士的關係，我有幸拜訪了《泰晤士報》的編輯部，而當我把這個問題拋向《泰晤士報》的主編托馬斯·巴恩斯先生時，巴恩斯先生卻笑著對我說，這正是《泰晤士報》能成為英國第一大報紙的原因。
新聞行業提振銷量的秘訣就在於：要麼追隨輿論導向，要麼比同時代的媒體更具遠見，當預見到輿論風向即將轉變時，才會與主流意見相左。無論何時何地，《泰晤士報》
始終致力於維護新聞行業的批判特權，並以鐵一般的意志和驚人的清醒，不惜犧牲其他一切利益來捍衛這種批判性立場。
這便是《泰晤士報》的政治立場極為善變，然而讀者卻始終不願拋棄他們的全部奧秘。
因為這家報社總能精準無誤地抓住對英國有利的事物，無論這對域外國家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英國能從道德立場中獲利，那《泰晤士報》也不介意對異國展現出人道、憲政、
自由乃至感傷的姿態。
倘若與俄國結盟能推進英國利益，它同樣不介意向讀者描繪西伯利亞冰原上永駐春天的奇蹟。
倘若發現能廢除奴隸貿易會摧毀蘭開夏郡的棉紡業，那《泰晤士報》自然也不惜為奴隸制辯護。
儘管《泰晤士報》常因立場的突然轉變而備受國內外指責，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他們的政策確實存在政治一致性。
正如我先前所說，《泰晤士報》從未成為執政黨或反對派的喉舌，它始終保持著獨立性。在某些議題上，它支持當政大臣，而在另一些議題上，則予以反對。但它從不為了反對而反對，只有在真正關乎國家存亡的問題上才會寸步不讓，例如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
可以說，《泰晤士報》從不固守某項原則的純粹理論優越性，而是極致的貫徹著務實主義的立場，無論在何種情況下，它始終堅守著經過實踐檢驗的實用性。
在會面的最後，巴恩斯先生告訴我，這也是《泰晤士報》能夠與亞瑟·黑斯廷斯爵士保持長期合作的原因。
儘管亞瑟爵士與帝國出版是《泰晤士報》的長期合作夥伴，但這不代表他們就不報導對方的負面新聞，巴恩斯先生對我說，倘若黑斯廷斯爵士明天在聖保羅教堂門前殺了一位主教，那麼後天清晨《泰晤士報》一定會在頭版頭條將這則新聞告訴全國民眾，但倘若那位主教確實該死，我們也會在第三版里把理由交代清楚。
而當我把這話轉達給亞瑟爵士時，亞瑟爵士卻笑著回答說：「如果《泰晤士報》不這麼做，那我反倒該反思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
一個手握全國最大電報網絡的人，一個能在半個小時內把一條新聞送到英國任何一座城市的人，居然不要求合作報紙替自己唱讚歌。
在德意志，一個人倘若有能力讓報紙閉嘴，他通常會立刻這樣做。
而在倫敦，一個人明明有能力讓報紙替他說話，卻反而必須裝作自己沒有這種本事似得。
英國人的自由或許並不比德意志人的秩序更純潔，他們把一切東西都拿到市場上出售，羊毛、煤炭、鋼鐵、選票、議席、報紙上的社論，甚至大臣的名譽，然而正因為一切都可以買賣，所以每一個買主又不得不維持市場本身的信用。
這就是倫敦最令我驚奇的地方。
德意志人常常把原則供奉在神壇上，然後又在神壇背後偷偷違反它。
英國人則把原則擺在櫃檯上，標明價格，收下錢以後反倒認真維護起櫃檯的體面來了。
維爾納，我不敢說我喜歡這一切，但我必須承認，我正在被這一切吸引。
這大概就是布萊克威爾先生跟我說的「英國式的務實」吧？
維爾納，我不知道該怎麼和你提這件事，但是————
我打算留在英國。
前天下午，亞瑟爵士在他的辦公室里跟我聊了很久，他問我對未來的打算，我說我打算在畢業後找一份與電報相關的工作。
然而令我沒想到的是，亞瑟爵士聽到這話什麼話都沒說，只是從抽屜里取出了一封推薦信給我。
離開辦公室後，布萊克威爾先生告訴我，他們已經開始替我辦理從哥廷根大學轉入倫敦大學的手續了。
維爾納，我親愛的兄長，你把我送到了門口。
現在，輪到我親手推開這扇門了。
永遠感激、敬愛你的弟弟，卡爾1841年12月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