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8章 美國公使館的座上賓：海軍部的黑斯廷斯（1/2）

任何人想要英國繁榮，都必須讓美國繁榮起來。

一利物浦伯爵，1814年於上院說起英國與美國的關係，那屬實是一幕狗血的苦情劇。

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中，兩個國家間爆發了兩場影響深遠的戰爭，美國人一度叫囂著要把加拿大也併入領土，而英國人也「投桃報李」似得燒掉了華盛頓特區的議會大廈作為報復。

但即便兩國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出恨不得啖其肉、飲其血的狀態，可實際上，英國和美國在貿易上的聯繫遠比所有人想像的都更加緊密。

在1790年，美國出口商品中的46%輸往英國，而進口商品中則有90%來自英國。

而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他們對英國進口貨的依賴程度也大大緩解，根據美國方面的統計，就在去年，美國進口英國商品的占比已經下降到了歷史的最低位，即37%。

但不幸的是，根據英國方面的統計，同樣是在去年，美國出口商品的55%輸往英國，同樣創下歷史性高點。

總而言之，不管雙方如何舉證，在過去幾十年當中，英美貿易在美國進出口貿易中的比重始終維持在50%以上。

如果再把英國的海外投資算上，那英國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或許還要超過美國政府自身的經濟政策。

而在面對這些來自「卑劣宗主國」的英鎊時，美國工業界也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和解態度，他們公私分明的表示，自己恨的是邪惡的英國政府，而非與美國人民血脈相連的盎格魯同胞。

而英國的銀行家和股票經紀人也秉持著同樣的態度，從英國持有的美國公債規模超過了其他各國的總和就能看出，不管其他人是怎麼想的，至少金融城早就原諒了大西洋對岸的美國兄弟。

歸根到底，大家身上都流著盎格魯—撒克遜的血，雖然美國人經常表現得很無禮，但在金融城看來，他們只是缺乏教育，看在有錢一起賺的份上，美國人的本性應該是不壞的。

正因雙方在經濟上的結合十分緊密，所以自1812戰爭結束後，雖然英國和美國時常在邊界劃分上發生糾紛，甚至數次站在了戰爭的邊緣，但由於雙方國內都存在著龐大的利益集團，所以最終都以和平手段解決了爭議。

而在美國1840年大選和英國1841年大選結束後，由於政黨輪替，雙方的關係更是迅速進入了蜜月期。

在1840年美國大選中，由於深陷國內經濟危機，奉行傑克遜主義的美國民主黨終於結束了長達11年的民粹執政，而新上台的則是主張與英國和解、擴大對外貿易規模的美國輝格黨。

而在英國方面，在世界各地製造緊張局勢的輝格黨內閣也順利倒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和平主義為導向的保守黨皮爾政府。

新任外交大臣阿伯丁伯爵上台伊始便奠定了新政府的外交基調，他一掃帕麥斯頓為外交部定下的鐵血作風，屢次向部員申明：「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追求華麗，我認為調和與談判才是解決問題的正確方式。」

在雙方政府的共同推動下，近年來由於加拿大叛亂導致的英美緊張關係迅速緩和，美國總統約翰·泰勒剛剛上台便迅速敲定了新任駐英公使人選，熟悉東北邊界事務的前麻薩諸塞州州長愛德華·艾弗雷特臨危受命，扛下了與英國政府緩和關係並解決邊界領土爭端的重任。

而皮爾政府也察覺到了美國人釋放的善意，不久後，已經宣布退休的阿什伯頓勳爵亞歷山大·巴林被外交部重新啟用，以英國駐美全權公使的身份親赴華盛頓重啟邊界劃分談判。

如果足夠了解英國政治，便能輕而易舉地看出外交部用人的玄妙之處，因為在與美國談判這一點上，全英國估計都找不出一個比亞歷山大·巴林更合適的人選了。

因為他不僅是超級銀行家族巴林家族的政壇代表，而且他還是個美國女婿。

巴林的妻子正是賓夕法尼亞州首富威廉·賓厄姆的長女，而他妻子的外祖父則是真正的美國建國原始股一北美銀行和美國銀行的首任董事會主席、前美國首富、兩任費城市長，曾以費城及賓夕法尼州代表身份參加過大陸會議的托馬斯·威林。

光是把這一長串頭銜擺在這裡，哪怕喬治·華盛頓復活也得給上三分薄面，更別說現在的美國政府了。

按理說，巴林赴美談判與亞瑟這個海軍部第二秘書屬於八竿子打不著的事，畢竟皇家海軍近期沒有炮轟長島的作戰任務，而亞瑟爵士雖然熱衷於海軍科技進步，但他總歸不是帕麥斯頓那樣的好戰分子。

但眾所周知，你和任何一個陌生人之間所間隔的人不會超六個，也就是說，最多通過六個人你就能夠認識世界上的任何一個陌生人，哪怕是死人。

而根據這項定理，亞瑟·黑斯廷斯爵士與喬治·華盛頓之間的距離其實也沒那麼遙遠。

他既可以在聖馬丁教堂溝通上帝，然後與華盛頓聯繫上。

也可以通過帝國出版公司的股東巴林家族，繼而結識美國政界的任何一位政要，然後聯繫上華盛頓家族的後裔。

當然，他對華盛頓的後裔未必有多感興趣，但看在跨大西洋電報項目的份上，這位英格蘭電磁電報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倒是不排斥引入一些來自大洋彼岸的戰略投資者。

倫敦的二月，哪怕是最晴朗的日子，也經常顯得灰濛濛的。

位于格羅夫納廣場的美國公使館是一棟三層高的喬治亞式建築，紅磚牆面在常年的煤煙燻染下已經變成了暗褐色，門廊前的星條旗在冷風中無精打采的低垂著，倘若沒人提醒的話，估計很難有人會猜到這裡便是美國公使的駐地。

事實上，這裡成為美國公使的住所也沒有幾年的時間，直到1830年代，英美雙方才將外交關係升級為「公使」級，而在此之前，雙方派駐對方國家的最高外交代表不過是「臨時代辦」。

美國公使愛德華·艾弗雷特站在二樓書房的窗前，手裡還捏著前兩天剛剛從華盛頓送達的密件。

韋伯斯特國務卿在外交文件中的措辭一如既往地冗長，本該三言兩語說完的指示，到了他的筆下非要拉扯成三段《聖經》引文外加兩句柏拉圖的箴言才肯作罷。

足有三頁紙的文件提煉出的關鍵信息其實只有兩句話：「關於公海販奴檢查權爭議，泰勒總統希望儘快與英方達成諒解，以免影響即將在華盛頓舉行的邊界條約談判。」

艾弗雷特把密件擱在桌上，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樑：「儘快達成諒解————說的倒是輕巧，販奴問題哪裡是這麼好解決的————」

在國際關係中，販奴檢查權這個問題向來是個火藥桶。

自從1807年英國廢除奴隸貿易以來，皇家海軍就一直在大西洋和西非海岸常態化巡航，負責攔截涉嫌販奴的船隻。

這當然是無可爭辯的人道主義光輝事業，甚至就連最不喜歡政府的報紙每年都會花好幾個版面歌頌皇家海軍如何在非洲海岸拯救可憐的奴隸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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