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2/2）

我被命令坐在那把椅子上，椅子的四條腿還不一邊長，坐上去晃晃蕩盪，我卻不敢亂動，等預審人員讓我抬頭，我才又機會打量這二位將要決定我命運的警官，他們二位沒穿警服，便衣打扮，其中一人微微發胖，不停地用手裡的手絹擦拭著額頭的熱汗，另一個人端著個白瓷茶杯一直在喝水，看得出他們兩個人剛到，顯得風塵僕僕。

其中一個警官嫌我坐得太遠，命令我把椅子向前拉了一米左右，接下來開始了第一次審訊。

兩位警官一個人負責問話，一個人負責記錄，一通老套子活，沒有任何的新意，無外乎姓名、年齡、籍貫、民族、家住地址、所屬派出所、家庭成員等等。

他們二位把這些例行公事都問完了，開始正式審訊。

一上午的時間，抽了二位警官四五顆煙，從他們詢問的過程和內容來看，應該說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東西讓我供述出來。

在以後的時間裡，隔三差五的二位警官就來提訊我一次，前後有這麼二十來天，一共提訊了我四五次。

他們總讓我自己主動交待——我自己到底犯過什麼事兒，卻從沒有談及到他們已經掌握了關於我的什麼情況，我自己很明白，我只有在紅旗飯莊那次被三傻子撂出來過，後來也是不了了之，自打我被收審進來以後，我一直認為是這場事兒又被翻了出來，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來提訊我的二位警官始終沒有提及此事，那到底是為了什麼把我逮進來的？

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咱還得追根溯源，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大批的知識青年在接受了若干年的貧下中農再教育，在農村的廣闊天地大有一番作為之後，終於迎來了返城的機會，一時間，有孩子上山下鄉的家庭，無不想方設法地找關係走後門，把在農村里吃苦受累的孩子往回辦，知青們自己也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只要能回城，不管付出什麼代價都在所不惜。

大批的返城知青回來了，太多的家庭團聚了，可隨後的問題也來了，這麼多人回了城，要住房、要吃飯、要就業、要生存，社會上提供給他們的生存條件卻十分有限，沒找到接收單位的，就等於沒有任何經濟來源。

這件事現在說起來有點不太好理解，隨便干點什麼，多少不也能掙口飯吃嗎？沒錯，可那時候不一樣，就連早點鋪、賣菜的這些崗位都屬於集體企業，如果一個人在城市裡不上班，幾乎沒有任何途徑可以掙到錢。

大部分人是回來了，戶口可還在農村，當時是計劃經濟，買糧食買油買肉，光有錢還不行，一切供應全得憑本兒憑票，家裡的糧本兒副食本兒上，可沒有他們返城知青的供應量。

吃飯還不是大問題，家裡人從牙縫兒里擠一擠，每人少吃一口，農村有親戚的，用大米白面去鄉下換點棒子麵，以少換多，還能對付著活。

可是住房問題也得不到解決，那時咱老百姓家裡都指望著單位的福利分配住房，一家三代六七口人在一間小平房裡擠著住的大有人在。

有的家裡子女多，孩子都已經成年了，還沒有自己的獨立空間，只能睡上下鋪、搭閣樓，一間小破屋擠擠插插的下不去腳，又女孩的更不方便。

時間一長，親情終於經不住現實的考驗，在家吃閒飯成為了一個家庭提高生活水平的嚴重障礙。

家裡有門路的，可以通過各種關係，給閒置待業沒有飯轍的兒女找個工作，而在同一時期，各個高中技校已經畢業的小青年們，又大批湧向社會等待就業，各單位里的招工名額卻被返城知青給占了。

正所謂無事生非，這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無處排放他們的熱血青春，紛紛走到了社會上，每日消沉買醉者有之、玩世不恭尋釁滋事者有之、尋求刺激挑釁人們道德底線者有之。

八十年代初期，各工廠單位通常實行三班倒工作制，只要天一黑，路上的女職工們大都要有父親或是兄弟接送，當然已經搞了對象的，對象可以從女方家中接過這個接力棒了，不只是工廠單位，就連各個學校也一樣，二黑在九中門口劫我的錢，不就是很好的事實嗎？

在當時來說，重新整頓社會治安，讓老百姓過上踏踏實實安安穩穩的日子，已然是迫在眉睫了。

一次大搜捕下來，使得這麼大一個直轄市裡的各個監獄看守所分局拘留所人滿為患，收集上來的案卷堆積如山。

咱們把話拉回來說，再回到我的案子上來，自打被從家裡掏走那天起，我心裡一直在想是被誰告發的，接到下隊勞動決定書前的一段時間，我一直認為是在紅旗飯莊的事兒上被三傻子坑了，可在提審我的時候，卻根本沒人提起這件事情，僅僅是例行公事走走過場，好像誰都沒個準譜，其實分局的提審人員根本沒必要難為你，程序走到了，把案卷往上一報，往後跟人家沒有半毛錢的關係了。

在命運的洪流中，我個人僅僅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的枯葉，一個劈頭蓋臉的浪頭打下來，或許會讓我葬身漩渦沉入海底，而一股海底的陰流或陽流卷上來，又可以把我推向海邊成功登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