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儒學正宗（2/2）

說著，他把帶來的方方正正大包裹放在一邊，說道：「草民這些年對《九章算術》、《周髀算經》、《七曜曆書》等涉及日月運行、山川地理的著作進行研究，編出了《稽極》、《曆書》；還根據各派學說，整理出《五經述議》，懇請大王交待光伯賢弟，讓他閒暇之餘，代為斧正。」

楊集看了那個綢緞大包裹，又對比了一下的衣著，心知劉焯對這包裹里的書籍珍視異常，不過他此時更在意劉焯這個人，於是不解的問道：「先生為何不願去涼州育人呢？你們聚在一起探討不是更好嗎？」

劉焯說道：「草民臭名遠揚，既不容於官場，也不容於士林；不想給大王、光伯增加麻煩。」

「什麼叫臭名遠揚？」楊集嗤之以鼻的搖了搖頭，由於劉炫是知名大師，且又是他的下屬，所以他對於「二劉」不容於官場、士林的緣由知之甚詳，冷笑道：「自先秦至今，凡學識淵博、精通儒學的人，沒有幾個超過你和劉士曹；可以說，如果你們二人是孔家、或是五姓七宗子弟，名氣和地位定然超過活在漢末的鄭玄。何以你連個從九品下的太史司歷都守不住？是因為你是寒士，是因為你的能力和成就已經超過世家門閥偽造出來的一切『大儒』，但是你又不願違心的承認他們上不得台面的東西，所以他們利用影響力、喉舌抹黑你，令你無法立足於官場、士林；如果你願意投靠他們、不管是非的為他們搖旗吶喊，那你『儒道宗師』的名聲一日之間就可以傳遍天下，就算是聖人，也不能不許你相應的官職和地位。但是你和劉士曹都沒有，所以，你們才淪落到這一步。若是他們現在就為你們兩人立傳，恐怕你們都不認識那上面寫的是你們。」

說到這裡，楊集向侍立一旁的李大亮說道：「兩位劉先生如今的名聲，就是因為他們堅守原則、保持初心、不願和骯髒的灰色勢力為伍，而被逼迫出來的結果；由此也可見，一名好官要想排除萬難，始終不忘初心的公正廉潔，是件異常艱難之事。」

「既然兩位劉先生做到，我覺得我也能。」李大亮肅然道。

「我拭目以待！」

楊集點了點頭，又鄭重的向劉焯說道：「劉先生，我要的是真實有效的知識、要的是各種經典之初衷，而不是別人曲解出來的東西。只有用這些知識來育人，才不會誤人子弟、遺禍後人。至於別的，我並不在乎。這一切，於國於民同樣有利，這不正是你一向的志向嗎？」

話說到這份上了，劉焯也不再矜持，便站起身，深深的行了一禮：「既如此，那草民也不矯情了，願以此殘軀助大王一臂之力。」

「就這麼說定了！」楊集笑道：「我是涼州總管，不久就就要去涼州治理地方，但是總管府佐官始終沒有配齊，許多人都是身兼數職，我會向聖人說明你的情況。」

「多謝大王。」劉焯知道各總管府的總管雖然沒有任免權，但卻可以推薦除長史、司馬、諸曹以外的佐官，如諸曹之下的丞、都事、考功等等。而且涼州是大總管府，佐官品階都不低。

「要說多謝的是我！」楊集說道：「因為你和劉士曹的五經釋義是我急須之義疏。」

從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官方思想就是儒家獨尊，其它思想一概禁錮。但是該思想並非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家思想原貌，而是董仲舒結合當時的文化背景、時代背景之後，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容納了道、法、墨、陰陽五行等家一些思想，體現了儒家思想的「兼容」與「發展」特性，最終形成了「新儒家思想」。

等儒家形成儒家獨尊天下的局面，儒家內部在解讀先人經典之時，卻眾說紛紜，從而形成了眾多師說不一的流派，有的流派甚至是矛盾對立的存在，最終反目成仇。

五經中的《詩經》分為齊、魯、韓三派；《尚書》分為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周禮》，其中《禮記》又分大小戴；《易經》分為施、孟、京、梁邱四派，《春秋》既分公羊、谷二傳，公羊派又有顏、嚴之學。

經學史上稱這些大分歧為「師法」。

後來經學大師們又在「師法」的旗號下衍生出新的學說，由於經學大師的家族以此演說教育後人，於是這又被稱為「家法」，而「家法」又分出各種異端學說。使整個儒學體系就像樹幹分枝、枝又分枝，大多遠離根本、經義難明。

最後各個流派都希望統一學說，將儒學歸於本源，於是在隋朝之前，曾出現三次儒學討論大盛會，首先是西漢宣帝時期的石渠閣會；其次是東漢章帝的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遍注群經。

石渠閣盛會主要是討論內部師說繁粹問題，然而討論的結果不僅沒有統一觀點，反而加劇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盛會重點是討論今古文分歧，結果著出來的《白虎通義》，重點採用董仲舒天人感應和讖緯迷信，對古文經說優秀內容無所取正，不僅沒有達到統一學術的目的，反而加劇了迷信思想在儒學中的地位，而董仲舒用來約束君權的天人感應學說，也被弄得面目全非。

這種情況在戰火紛飛的魏晉南北朝還是無所謂，大家都以統一天下為重，沒有哪個皇帝在意這些。但是大隋王朝統一天下之後，楊堅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並在開皇七年規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選送三名優秀學子，前來國子監學習，然而令人尷尬的一幕立即出現了。

首先是辦學，辦學是很容易，但卻沒有統一的釋義來當授課教材，百個老師面對一條經文時，產生出一百種解讀方式，給教育帶來了巨大的麻煩。

其次是楊堅令國子監學生考秀才科、明經科，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考生寫的答案誰都對、誰都不對，各個觀點不一的閱卷官員也不能統一，最後傻傻打不出分、無法評出甲乙丙丁。

楊堅大動肝火，立即召集天下大儒集中於大興城，令負責修訂典籍、整理圖書的秘書省官員和天下大儒辨論，使秘書省官員修訂出來的典籍釋義，在與大儒辯論中得以進一步完善，終級目的是使五花八門的釋義走向統一，為教育統一教材、為取士統一答案，以免出現一條經義，出現幾十上百種都正確、都不正確的解答。

大隋王朝在文學藝術上呈現出來的盛況，頗有幾分百家爭鳴的味道，故而世稱「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

劉焯編撰《五經述議》的初衷，便是源於此。

而劉炫在經學上的成就更了不起，他著有《五經正名》十二卷、《論語述議》十卷、《春秋述議》四十卷、《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規過》三卷、《孝經述議》五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等著作、並與諸儒修訂《五禮》。其中《春秋規過》三卷，是專門給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挑毛病的作品，杜預是西晉文武雙全的大臣，他的《集解》是流行於大隋王朝的權威著作，劉炫敢向權威發起挑戰，可謂藝高人膽大。但是他的所有成就，卻讓在朝供職的名士、經學大師盡皆心服口服，紛紛擔保其所言無謬。

然而劉焯、劉炫姓劉不姓孔，更不是五姓七宗、世家門閥的子弟，所以他們在經學、天文、曆法、算學上的成就，一概沒有得到學術界認可。倒是後來的孔穎達，在奉命撰寫《五經正義》時，皆以二劉義疏為稿本，結果人家因為姓孔，於是輕輕鬆鬆的成為名垂千秋的大儒；而李淳風，也依據劉焯的《皇極曆》造出《麟德歷》，又被推為名歷之一。

而楊集本人，對於儒學沒有半點惡感。

雖然儒家學在後世被一些極端分子說成華夏落後於西方的罪魁禍首；是禁錮思想、阻礙自然科學發展的落後思想，但楊集始終不贊同這種觀點。

畢竟自漢以來，儒家學說便是統治階級扶持的正統思想，可是為何漢朝科技不落後？為何隋朝科技不落後？為何唐朝科技不落後？為何兩宋的科技水平傲視世界？為何明朝艦隊笑傲大洋？為何推崇德治和法制的天朝只用幾十年時間就能重新傲立世界之林……說到底，還是統治階級創造的制度在惹禍，跟信奉什麼學說並沒有實質關係。

儒學本身只是一門處世哲學而已，講的是處世之道、修身養性，從思想上導人向善，對於個人和社會治安都有益，如果天下人全都沒有自律、自覺、自尊、自愛等儒學推崇的善念，如果事事都要依仗律法來強行制約，那才是一個王朝最可悲之事。

只是後來的程朱理學使其進入臼巢、走向極端，而明清兩朝的八股文的考試制度，令想要入仕的天下人全都走上死記硬背的僵化道路，這制度才是禁錮思想的罪魁禍首，和儒學並沒有絲毫關係。

正因如此，楊集對導人向善的儒學絕不反感。

而大半內容都是源自二劉義疏的《五經正義》，既然成為千年以後都信奉的標準，這也間接說明二劉對於五經的注釋是正確的、是經得起歲月的考驗的，他們的義疏遠比大隋其他經學大師可靠。

既然如此可靠，楊集怎麼可能棄而不用？怎麼可能棄短取長？

至於學術界不認同二劉義疏之事，其實只要孔家認同即可圓滿解決，而孔家認同二劉觀點的條件，或許只是一個爵位而已。

孔家在大隋王朝的地位一點都不高，一方面是他們屬於北齊舊勢力的成員之一。

另一方面是楊堅講究依法治國，沒有刻意尊儒，沒有刻意示好孔家，所以他至今都沒有冊封過孔子、孔家人，他之前辦學的目的也不是推廣儒學、主推儒家，只不過諸子百家發展至今，早已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華夏文化體系，很難分清你我他。

如果細分到個人的話，也不能說他是某個學派的人，比如說楊素，他打仗、治國、治吏、外交、詩詞、書法、繪畫都是頂級水準，甚至還會設計精美的建築圖紙，你能把他劃入哪一家？所以關鍵還是在於掌權者，如果當權者刻意去扶持儒家，趨利之輩定然爭相自我定位為儒家子弟，否則真的分不清。

要是楊堅以孔家眼饞已久、期待已久的名分當條件，他們能不認同二劉正確的義疏才怪。

對朝廷來說，卻因此多了內容統一的教材、統一的考試答案，若不早點統一，教育和科舉依然被教材標準、答案標準卡死，遲遲無法推廣。

……

寒暄了一會兒，楊集一直將劉焯送出了大門，說道：「先生請放心，明天吏部必有結果。」

劉焯在這個問題上不便說什麼，只好拱手道：「草民會在家裡靜候消息。」

這時，奉命去準備的李大亮急匆匆的牽來一匹馬，馬背上有兩壇葡萄酒、一個鼓鼓的馬袋。楊集接過韁繩，遞給了劉焯：「這是給先生代步的馬匹，馬背上的兩壇西域葡萄酒，先生拿去品嘗品嘗。」

劉焯心中歡喜無限，連聲稱謝，又指著馬袋問道：「這是……？」

楊集說道：「馬袋之中有百顆銀珠（百兩），也是給先生的安家費。」

劉焯愕然：「安家費？」

「正是！」楊集調侃道：「先生沒有了後顧之憂，才能在涼州安心幫我做事，這樣辦事效率自然大增，這也是我的私心之一，請先生務必笑納。」

劉焯也不推拒，感激的深施一禮：「大王之恩，草民銘記於心！」

楊集向他拱了拱手。

劉焯翻身上馬，揚長而去。

楊集正要回府，一匹快馬狂奔而來，馬上坐的是一名宦官，遙遙說道：「聖人急召衛王入宮議事，請稟報衛王，令他速速入宮覲見。」那名宦官不待有人回應，便又向遠處奔去，顯然是去通知坊內其他官員。

楊集心知這必是發生了什麼大事，否則傳令宦官也不會這般著急，他不敢有所怠慢，連忙入府更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