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答調整（2/2）

至於其他的諸子百家典故，基本也都是一樣的道理——諸子百家一大抄，雖然披著各種不同的皮，但核心價值觀往往並沒有什麼太大詫異，頂多就是側重點不同而已。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這兩句，前一句是『焚諸子百家之書』的補充條款，即：不單單要燒了諸子百家的著作，也同樣不允許百姓談論，以避免這些危險的思想通過『口口相傳』的方式，繼續留存在華夏大地。

至於後半句，即『以古非今者族』，那就更是言簡意賅了：秦之前，華夏民族從未曾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政權，所以對於嬴秦而言，很多歷史經驗都失去了參考價值，甚至可以說是成為了政權前進的障礙。

如嬴政統一天下之初，總有儒生跳出來，教嬴政應該怎麼做一個合格的天子，惹得嬴政不勝其煩，甚至在當代影視作品中，留下了『李斯吃塊肥肉怎麼了？！』的經典場景。

所以，通過法令的方式，禁止民眾以歷史經驗平叛嬴秦，也是題中應有之理——作為華夏第一個統一政權，對於嬴秦而言，沒有任何歷史經驗靠得住，只能靠自己摸索。

再之後的幾句，如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同樣是作為焚書令的補償條款——包庇的官員連坐；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則是為焚書令定下時限：三十天之內，凡是中央下令焚毀的書，都必須全部焚燒；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也終於說到了重點：哪些書不燒呢？醫學、藥理、占卜、卦算、耕種、植樹相關的，即具有較強實用性的同時，又不包含某人思想哲學、人生哲理的書籍，可以保留。

再到最後一句：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則是與劉漢『將普法進行到底』的思想背道而馳，將法律局限在了『我讓你學，你才能學，我不讓你學，你就不能學，我說法律是什麼樣，它就是什麼樣』的程度。

結合這此間種種，我們便不難發現始皇嬴政《焚書令》所要燒毀的，是哪些書籍了。

——故戰國列雄之史書、諸子百家思想精華，詩、書等經典，以及律法。

但很顯然，作為啟蒙讀物的《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即不屬於某國史書，也不屬於諸子百家中某一家的思想精華，更和律法扯不上關係。

再結合秦滅亡之後，漢室在極短的時間便整合《倉頡》《爰歷》《博學》三篇共計二十章，以六十字為一章，重新整理出五十五章，共三千三百字的『四言漢倉頡』，也不難推測出這三篇啟蒙讀物，是並不包含在《焚書令》的打擊範圍內的。

原因很簡單：根據歷史記載，將《倉頡》《爰歷》《博學》三篇整合為『四言漢倉頡』的，是『閭里書師』。

說的再直白點，就是某幾個在鄉下教書，給小孩兒啟蒙的半吊子書生、文士，連名字都不配留在史書之上······

在那個書籍無比珍貴的時代，如果《倉頡》《爰歷》《博學》三篇也被包含在焚書令的打擊範圍內，那『閭里書師』能擁有這三本著作，並輕而易舉的將其整合為一，顯然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在『閭里書師』於漢初改變《倉頡篇》之後，生於西漢末年的辭賦家、思想家揚雄採摭眾家之說，輯成《訓纂篇》，而後順續《倉頡篇》，凡三十四章，同樣是每章六十字，共二千零四十字。

到這裡，《倉頡》已經有了八十九章，共五千三百四十字；

東漢的名家班固，則在揚雄續作的基礎上，又續作了十三章，共一千三百八十字，將《倉頡篇》的篇幅推高到了六千七百二十字；

東漢和帝時，郎中賈魴又~~~在班固續作的基礎上，擴充、刪改三十四章，共二千零四十字。

就這樣，《倉頡篇》包括它的續作，就達到了總共一百二十三章、七千三百八十字，儼然是一部煌煌大典。

班固《漢志》記載：『蒼頡一篇。』注云：『上七章，秦丞相李斯作；《爰歷》六章，車府令趙高作；《博學》七章，太史令胡母敬作。』

其『小學家』小序又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

班固又說：『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

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

至東漢和帝永元年間，郎中賈魴承班固所續而廣之，擴充三十四章，名為《滂喜篇》。

《隋書·經籍志》著錄『《三倉》三卷』，注云：『秦丞相李斯作《倉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

唐人張懷瓘《書斷》也說：『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班）固所續章而廣之，為三十四章，用《訓纂》末字以為篇目，故曰《滂喜篇》，言滂沱大盛。……《倉頡訓纂》八十九章，合賈廣班三十四章，凡百二十三章，文字備矣。』

《北史·江式傳》也存類似記載。梁庾元威《論書表》：『李斯造《倉頡》七章，趙高造《爰歷》六章，胡母敬造《博學》七章，後人分為五十五章，為《三倉》上卷；

至哀帝元嘉中，揚子云作《訓纂》記《滂喜》，為中卷；

和帝永元中，賈升卿更續記《彥均》，為下卷，故後人稱為《三倉》也。』

這就是後世所稱的「漢三倉」，即原本「秦三倉」為上卷，揚雄所續《訓纂篇》為中卷，班、賈所更續者《滂喜篇》為下卷。

就目前材料來看，漢初改編的五十五章本流傳範圍很廣，影響也最大。

《倉頡篇》在流傳過程中，還產生了大量訓詞釋義之作，猶如字典，以備檢索。

其中漢代有揚雄的《倉頡訓纂》，和杜林的《倉頡訓纂》《倉頡故》；

魏晉之後，又有張揖《三倉訓故》和郭璞《三倉解詁》；

其中，《隋志》中著錄《三倉》三卷，並注云『郭璞注』，可見唐人所見者，僅郭璞《三倉解詁》而已。

《倉頡篇》雖然是《史籀篇》的繼承和發展，收集了當時的簡易便捷之體，但隨著華夏文字不斷發展並演進，到了漢代，尤其是是東漢，《倉頡篇》所收之字已大多成了古字、難字和希用字，所以不便實用，其少人問津的歷史命運便在所難免。

自史游的《急就篇》問世，《倉頡篇》便少人問津而漸次式微。

到再後來，唐人修《隋書》，便只著錄《三倉》三卷，到了明人修《宋史》時，便不再提及《倉頡篇》。

所以有學者據此推斷：《倉頡篇》亡佚於宋室靖康傾覆之際；但據常理推測，其失傳的時代或許還要早，大致在唐宋鼎革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