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８９５章 步步帶坑（1/2）
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眾臣也考慮到時間有些緊迫，行程安排起來有些侷促，再一個皇帝儀仗出出進進太過擾民，且年終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癱瘓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眾多，每日車馬勞頓不說，便是陪祭身體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驢，開了個會商議一番，以為如此也合禮法，太后也就准了皇帝所請，將年終大祭和告廟之事一併辦理。
當然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們知道陪祭是個辛苦活兒，不僅早出晚歸，且儀式冗長，只是起來跪下就能累個半死，能偷懶為何不偷懶；至於小皇帝怎麼想的，他們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錢，二者其也是不耐煩這些儀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尋煩惱呢！
意思是這個意思，不過這個理由是說不出口的，自然要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經過慎重考慮，中書省和尚書省及臨安府聯合發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國事繁重，為節約國孥，不擾百姓，陛下決定年終大祭一切從簡，儀仗削減三成，與告廟一併舉行。經查閱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與禮相合，太后諭准！
「讀書少挨欺負啊！」趙昺卻恨不得扇自己倆嘴巴，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被那幫老油條給耍了。
確切的說是自己被利用了，原來依照慣例太后頒下諭旨，則由太常寺選擇吉日吉時，大學士撰寫祭文，並有禮部官員給趙昺講說禮儀和規矩，而他就是從禮部官員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讓他剛剛還為自己得計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頃刻一掃而光，不禁暗恨自己為何小時候沒有多讀些書，以致屢屢掉進坑裡。
說起來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國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國家盛典，但是，由於歷史的演進，郊祀制度本身，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就隨之不斷地產生變化。先秦時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時期。而秦漢時期，則是其政治成熟時期。魏晉南北朝，由於中國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數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為具文。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時期。隋唐時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復講求、重新立制的時期。而五代和兩宋，則是郊祀制度的政治變異時期。
從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漢以來，每歲親祀天地，或合或別已不可常矣。至唐代開元以前，郊祀的舉行亦無定製，也是參錯無定期。到唐開元中，始定每歲常祀皆有司攝事，一如三代舊典。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並設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並不是一承不變地因襲著唐制，特別是在親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時間上並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時間並無定製，直到真宗年才改為三年一祀，成為定製。而傳到趙昺這，其還是繼位八年來第一次舉行郊祭，不過他也不是開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歷代皇帝早就壞過規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變應該是源於明堂制度的產生，且出於偶然。仁宗皇祐二年，應當進行郊祭，可由於日在至晦，應當宜有所避的緣故，宰相宋庠便請季秋大饗於明堂。趙昺覺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見有空子可鑽，便偷懶了，詔罷當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有事祭祀於明堂，此後就漸成制度，使宋代的親郊從室外走進了室內，明堂逐漸成為親郊的重要禮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體化的禮儀，郊祀是中國歷代都要講行的國家重大典禮，而遵禮又是儒家治國的重要依據。對於禮制的變化，宋人自然也能強烈地感受到。哲宗時任禮部尚書的蘇軾就提出了宋禮「皆非周禮」的看法，並指出：
「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類，亦皆親祀。此周禮也」。而宋代，天子親祀卻「三歲一郊」。「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古者以親祀為常禮」，而「今世以親祀為大禮」。
薦饗太廟、祭祀祖宗，是僅次於祭祀天地的東西。連宋人自己也說：「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而祀天地於郊丘，祀上帝於明堂，祫祖宗於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據周禮規定，宗廟之祭有二：一為正祭，即時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國有大事，告於宗廟；皆由人主親行其禮。
然而，自漢以來，禮制墮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製：於三歲一郊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為常祀，雖祫禘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禘禮一次而已。宋人對此是有些不滿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親行祫禘大禮》中說：國朝崇奉祭祀，嚴而不瀆。每三歲天子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祀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只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為缺典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評仁宗：「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寧臨幸寺觀而不薦獻宗廟，這確實違背了傳統的宗法精神。
趙昺覺得既然儒者們感受到了禮制的變化，卻又為何沒有堅決反對，而是採取了妥協的態度呢？他當然不會相信祭祀制度的變化只是表面上的變化，其中定然有深層次的東西在其中。現代人只要學過幾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因而他覺得『禮』，既然作為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麼便是與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和變化有著密切聯繫的。
果然在趙昺的百般詢問下，禮官給出了個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釋中引用了仁宗在答覆蔡襄的批評時的一句話，其言：「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于禁中，未嘗敢怠也」。這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皇帝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親自主持正祭。因為親祀所需的高額花費迫使其不敢去！總而言之就一句話——都是缺錢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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