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９７０章 究其根源（2/2）
在南渡之初的時候，因為高宗趙構身邊的軍隊有限，又面臨金軍南下的侵襲，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撫和招徠這些歸正人作為基層軍隊的補充。而北人多屬武人，沙場宿將，志在恢復自己的家園，自然是主戰；而出身自經濟發達、社會繁榮背景的南方人，經由科舉入仕，多著眼於穩定江南政局，對戰爭並無勝算，贊成偏安、堅持一力主和。
在趙昺看來，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場與觀點，由此而衍生出對生存與發展、現實與理想、偏安與恢復等不同的看法。而認知差異和南北地域問題及文武問題糾結在一起，又對政治環境產生了影響。而南北人對政治環境、宋金、宋蒙關係既種使得問題更為複雜。
宋廷遷都臨安也是更有利於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東路的士大夫，於是南人主政北人主軍的局面逐步固定下來。尤其在重文輕武的國策下，由科舉入仕的南方文人占優勢之政治環境中，對從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築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捨之間，南北便有親疏內外的不同，就容易產生政治生態失衡的現象，形成政爭，為他們日後的混戰埋下了隱患。
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發展，也為了爭奪政治利益，和戰問題就不單單是政見之爭，更上升為人事恩怨和所謂的南北人問題，而經濟上南強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壇，北方人大多流離失所且多為武將。所以你看在北宋時的北人和南人在軍事與政治所居的地位差異明顯，因此南宋時代形成北人主軍、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態。
從南宋開國以來，幾次重大的事件，岳飛之死、苗傅、劉正彥、酈瓊之叛及曲端的被殺，孟珙的抑鬱而終，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結似乎也有相當的關聯性。趙昺只看岳飛的出身和經歷，便知對北人的招撫正是觸動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結，招降納叛往往是地方圖謀不軌的先兆，都毫無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將、文官和北人武將的錯綜複雜的矛盾。
南渡之初，宋廷隨時面臨著滅亡，可以說正是用人之際。對歸正人，南宋除發放賑濟錢糧，分配土地、耕牛、種子進行安置外，將男丁收入軍中更是安置歸正人的常規做法。趙昺最為崇拜的岳家軍，他們之所以能讓金軍聞風喪膽，很大程度上是離不開北方歸正人的不斷加入和後方策應的，其隊伍中的猛將牛皋、董先都是歸正人，甚至在宋金開始和議時，岳飛仍派人持蠟丸、賞金到北方招誘中原好漢。
然而正是基於對岳飛等武將的猜忌，朝臣和趙構對北人來歸的也逐步加強了警惕。特別是在『紹興和議』簽訂之後，為了防止授金朝南侵的藉口，高宗在遣返新歸正人的同時，嚴禁邊將收納渡淮而來的北方人。甚至是直接發布文書，告誡岳飛等將領，不得招納北方來歸的人民。可每當宋金出現軍事對峙的緊張形勢時，就又會再次派遣邊境的官員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賞賜。
在趙昺看來，在對待歸正人的問題上，無論的皇帝，還是那些掌政的南方文臣滿滿的皆是卸磨殺驢的套路，並已經定型，以致從意識形態和行為上都表露無遺。在此後蒙古南下滅金，中原干戈四起一時間很多金朝境內的將領、平民大舉南下進入宋境內，成為了新的歸正人。在這批人里很多人因為卓越的戰功成長為南宋的方面大員，軍隊悍將。
劉整在金亂之際投宋隸屬孟珙麾下，信陽戰役中「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孟珙贊其「賽存孝」，後累遷至潼川安撫使、知瀘州事；姜才年少時被掠到河朔，後逃回南宋「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在淮西地區配合名將李庭芝抗擊元軍的戰鬥中寧死不降。
還有趙昺熟知，並共事多年的張世傑原在元將張柔軍中，畏罪投宋後屢立戰功。按照劇本元軍攻至臨安附近時，其應率軍勤王，力戰不降直到崖山海戰身死，本可成為宋末三傑之一。但是由於他橫插了一槓子，其還活的好好的，不過他對其也是不薄，這麼多年來一直官居樞密使，也算是位極人臣了。
宋與蒙古的最初交鋒中，正是從北方招募的歸正人極大地遏制了強大的蒙古鐵騎，但趙昺站在歷史公正的立場上講，在戰爭激烈的時期，南宋整體對北軍的薪餉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優於南軍。可隨著時光流逝，卻造成南軍官兵的不滿，南軍不服北軍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應當說，於是問題來了，著名的山東紅襖軍首領李全等人就一度因為南宋的猜忌遊走金、蒙古之間，給南宋兩淮防禦造成了嚴重損害，甚至讓一度居於優勢的南宋連連敗北，可謂血的教訓。比李全更為倒霉的則是劉整。賈似道控制了朝政後，推行「打算法」，目標是以整治軍中的貪污腐敗為幌子，藉機打擊那些功勞卓著、不尊重賈似道權威的將帥。
換言之賈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從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呂文德、呂文煥等人。為此他先後清洗掉對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級將領，由金入宋的劉整在對蒙軍作戰中屢立戰功，因擔心禍及自身轉而叛宋。深諳南宋江防部署的劉整反而成了蒙元軍滅宋的急先鋒，其駐防的瀘州本來就是南宋長江上游防禦的重鎮，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陽；組建水軍，橫掃南宋的大戰略，事實上也決定了宋蒙決戰的最終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禦的力量，不久之後國門打開，襄陽失守，江南危矣！這場南人和北人的論爭矛盾最終顛覆了宋政權，其代價不可謂不大……